聂雄前

　　庚子年九月初三，是父亲的百岁冥诞。

　　父亲叫聂宗儒，在44岁那年才有了我。我懂得一点事儿的时候，父亲已是满脸沧桑。乡村的父母都是木讷寡言的，片言只语之间，我知道父亲生逢乱世，青少年时代颠沛流离，十几岁就挑木炭到洋潭，他身体稍显强壮时，就从醴陵贩瓷器到贵阳、成都，那是千山万水的脚板路。

　　父亲在我6岁的时候，送我到邻村定星小学发蒙，一路讲敬惜字纸，字是打门锤，我一脸懵懂。过了三年，父亲揽下了给秧冲供销社拖板车的活儿，下午不上学的我就要去拉车。我第一次帮着拉货时，妈妈说你要到汪家塘去接，我傻乎乎地站在汪家塘大片田野靠家的这边，等了大概半个小时，终于看到了父亲瘦小的身子，他从一个长坡顶着板车慢慢滑下来，却在田野的中间将车停住，然后向我招手。我一路飞脚跑过去，父亲讲，崽啊，你要敬事爱人咧。父亲接着讲，到家还有三个上坡，你不到这个地方等我，就少背了一个坡啊。

　　我家住在鹅公坪，从我家到双峰县城来回整整六十里路。20世纪70年代的湘中丘陵地区，即便是省道，也还是坑坑洼洼的沙子泥巴路，晴天雨天热天冷天，父亲和哥哥都轮流在拉车，上陡坡时将身体弯曲到三十多度，下陡坡时紧紧用身体将板车靠住，防止车速失控伤人。我有四五年帮着父亲和哥哥拉过板车，从汪家塘到新塘，从西祠坳到生猪站，从走马街到宝丰村，长一岁就增加一公里路，每一天就给父亲或兄长多背两个坡。

　　父亲和哥哥在这条路上奔波了十年左右，从最早的8毛钱一车到后来的一块5毛钱一车，养活了一家子七八个人。

　　我读书和工作的几十年间没有迟到早退，极少人事纠葛，兴高采烈干活，小心翼翼办事，都是父亲在我第一次帮他拉车时播下的种子。

　　我来到深圳做杂志，小半年摸清办刊门道，就骑上单车去拉广告，我花两个月把深圳的美容院搞得门清，再花两个月把全国的减肥厂家锁定，那是烈日下汗流浃背的奔波，也是一个不会讲普通话的乡下人的奋斗。22年，真有一点乡贤曾国藩“扎硬寨，打呆仗”的味道。离开《女报》杂志社时，我有些忧伤和不舍，离任审计书白纸黑字写着“《女报》杂志发行超过2亿册”，我就有小小的得意。然后，我就兴高采烈做图书，一口湘乡话耐得烦沟通，一脸憨厚相霸得蛮死磕，总算出了些好书，抢了一些好作者。小书中的文章都是在深圳写的，所写的人我都很敬重，王憨山、李世南、邹传安、黄铁山、王鲁湘、冷冰川等一众大家名家，跟我都有几十年的交情。写的事我都觉得挺有趣，我把我在大深圳的尴尬写出来了，我把我在大深圳的快乐写出来了。深圳，有春风有白云的深圳，我唯有感恩。

　　而那个被我逃离的故乡，青山依旧，绿水长流。我每年都回去祭拜我的父母和祖先一次，发现大多数人都认不得了。清明时节苦楝树的白花，青少年都已经厌倦了它的苦。我却还记得罗大佑的歌，“我的家庭我诞生的地方，有我童年时期最美的时光。那是后来我逃出的地方，也是我现在眼泪挥去的方向。”逃离故乡是为了去看世界，看了世界后才知道“最难忘是潇湘夜雨”。我看到过王憨山先生打着赤膊挥汗如雨作画的场面，也看到过王鲁湘先生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岁月；我在湖南省文联大院有被林河先生逼着去抓野人的笑谈……这些，都写在了这本书里，每一篇小文都隐伏和流动着我的母语，我的心灵之血。

　　潇湘听夜雨，岭南读白云。我算了算，我父亲和兄长拉十年左右板车的路程，至少超过了十八万里。饥饿岁月长大的我，跟着他们走了一小段，也练就了一双铁脚板，即使现今肥头鼓脑，依然健步如飞。

　　（《潇湘多夜雨，岭南有春风》 聂雄前著 东方出版社出版。该文为此书序言，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