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茂 孙艺珑

    蒋志飞（笔名志在飞）是一个低调而务实的作家，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半条被子》讲述了红军长征时期三位女红军借宿湖南汝城县沙洲村瑶族村民徐解秀家中，看见徐家盖的是破棉絮和蓑衣时，临走前用剪刀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开，将半条被子留给了徐解秀。红军走后，徐解秀惦念了五十多年，也将这个感人的故事在心头珍藏了半个多世纪。小说源自真实事件，并改编为院线电影《半条被子》成功上映，获得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作为一部致敬红军长征85周年的历史小说，《半条被子》呈现出对“十七年”文学史诗品格的继承和超越。其继承性体现在：文学叙事中的思想意蕴绝对服从主流话语对历史现实终极性的价值判断。

    具有史诗品格的现代历史叙事首先必须塑造英雄人物，也即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而《半条被子》中的典型“新人”便是徐解秀。在故事的开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穷苦瑶族农妇，怀有的只是作为农民身份的政治基因。可随着与红军战士们交往的逐渐深入，她的心中逐渐发生转变，她渐渐开始对“红军”“共产党”产生向往，并对“人人都有饭吃，人人都有书读”的未来充满憧憬。在小说的末尾，她在反动分子的严刑拷打下依然保守着红军的秘密，此时的她已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是一个怀揣着政治理想、对党忠诚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她的转变是基于红军们“不抢东西”、乐于助人、爱护百姓的好品格，可见在某种意义上，民间伦理秩序的合理性是政治话语合法性的前提。

    《半条被子》作为一部依据史实创作而成、并成功改编成院线电影的文学作品，也具有如同历史电影般的“再现”功效。但是它的主导目的并非在于提供与长征史实相对应的“陈述”，而是在不同历史语境下为人们提供理解长征及其历史的相应“提议”。

    《半条被子》文本中有着三种不同的历史语境，一为当今时代背景下主人公“我”与罗开富先生的谈话；二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罗开富先生“重走长征路”的经历；三为1934年红军长征途经沙洲村时，三位女红军同徐解秀的交往。不同时代语境下对同一历史事实的“再现”，具有浓厚的想象性、建构性和情感性。蒋志飞将深情的目光投射至距离长征事实稍远的现今和上世纪八十年代，通过两代人的眼睛，重新观看长征历史，以言行事，以艺伸义，加深对“执政为民”“军民同心”这一政治初心的体悟。

    《半条被子》中的徐解秀年年如一日地来到山坡上等候归来的红军、钟家每年都去给无名的红军指挥员扫墓、一张红军的借据在胡四德家的墙壁里一压就是62年……军民同心的鱼水深情从未逝去，朴素的文字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半条被子》作为潜藏半世纪的感人长征故事，是在当今社会下对永不泯灭的革命精神的深情抒发，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资源，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途径。

    与此同时，《半条被子》也呈现非虚构作品“在场式书写”的文本特征。蒋志飞充分利用了“在场式”书写的优势，积极调动读者感官，使读者感同身受。例如，《半条被子》开篇就是：“有一天，一个陌生电话打过来，让我从书堆里抬起了头。”作者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叙事，描写自己乘坐高铁前往北京、与罗开富先生交谈的情景，自己直接置身于故事之中，并在故事的叙事中不时穿插“叙述者”的言论，有意体现“叙述者”在整本小说中的存在。

    《半条被子》也体现出新闻类非虚构写作的叙事特征，即采用平行叙述结构和双主线叙述结构，通过对独立画面的还原和组合来搭建完整的新闻框架。小说实际上有两条叙述线索，一条为当今社会的作者“我”与罗开富先生的访谈记录，另一条为长征时期红军与沙洲村居民的交往。在描绘军民深情的过程中不时穿插访谈记录作为补充，如小说的第八章，清乡队要拿徐解秀开审时，穿插进“我”与罗开富先生的访谈，与此同时两条叙述线交叉呈现，现代图景和长征历史相互照应，为读者提供了观察事件的多重视角。

    （《半条被子》 志在飞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