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慧芳

　　中国现代诗的对话性呈现出比较鲜明的特色，然而对其研究则显得较为薄弱，往往只涉及个别诗歌作品，缺乏整体的宏观的研究。吴正锋的新著《中国现代诗的对话性研究》（商务印书馆 2024年版）在对大量现代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巴赫金对话理论为研究基点，深入剖析鲁迅、卞之琳、穆旦、张枣四位作家的对话性作品，并由此揭示了现代诗对话性的六大特点：主体的分裂性，声音的复调性，表现的戏剧化，矛盾的未完成性，结构的循环性与开放性，修辞的矛盾性，是中国现代诗对话性研究的新突破。

　　鲁迅《野草》及卞之琳、穆旦、张枣的对话性作品分别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期，它们各自代表了其所处时代的颇为杰出、也颇具有典型意义的对话性作品。这四位作家的对话性作品，构成中国现代对话性艺术发展的一个较为清晰的脉络，呈现了中国现代诗对话艺术不断变化的形态。

　　《中国现代诗的对话性研究》将鲁迅的《野草》散文诗当作诗歌看待，不仅是因为它具有诗的意境和内涵，而且其语言也如诗歌一样精粹，值得反复玩味。《野草》体现出鲜明的对话性艺术特征，譬如《秋夜》中“我”的分裂，《影的告别》中“影”与“形”的告别，《死火》中“我”与“死火”的对话，《墓碣文》中“我”与“死尸”的对语，这些作品都具有主体的分裂与对话性特征。由此，《中国现代诗的对话性研究》认为《野草》对中国现代诗的对话性的确立具有开拓之功，它直接影响到后来中国现代诗的对话性艺术。

　　穆旦和张枣都坦然承认鲁迅的创作给予其深刻的影响。卞之琳诗歌“上承‘新月’，中出‘现代’，下启‘九叶’”，他的诗既“化古”又“化欧”，其写诗着重“意境”，常常通过西方的“戏剧性处境”而作“戏剧性台词”，实现了诗歌主体的复杂性与“声部”的复合性。譬如，《春城》从几个不同叙述主体出发，全面展示故都北平春天的景象。又如，《白螺壳》分别从“我”“白螺壳”“多思者”等视角展开“色”与“空”、执着与超脱等人生命题的思考，开拓了诗歌的视野。

　　穆旦是“九叶诗派”最具有独特价值的诗人。他的诗无情地批判现代生活的平庸，同时深入探寻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穆旦诗中的“我”不仅是分裂的、残缺的，而且具有各种“化身”。他的《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从空虚到充实》《神魔之争》等作品的主体或者分裂，或者面具化，或者对立化，在戏剧性情景中展开对话。毫无疑义，穆旦诗歌进一步深化了中国现代诗的对话性。

　　张枣诗歌具有“复调诗叙法”，他的诗总是在寻觅知音，渴望灵魂的交流，诗中往往设置一个潜在的听众，诗歌主体以“对话式”的方式来追寻一个对应面——“那另一个‘神秘莫测的’你”，这种对话式与“独白式”的抒情方式是迥然有别的，这在他的两首著名的十四行组诗《卡夫卡致菲丽丝》和《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中得到鲜明的体现。诗人“我”跨越时空阻碍，与自己的知音卡夫卡、茨维塔伊娃等人进行深度的灵魂的对话和交流，以此表达张枣对于社会现实、人生命运及艺术本质等的思考与认识。

　　《中国现代诗的对话性研究》通过对这四位作家作品的对话性作品进行研究，使读者对中国现代诗的对话性的整体特征和发展流变有了一个颇为清晰的认识。同时，该书还融合了现代诗的对话理论、叙述学、阐释学、形式主义、符号学等，作者结合大量的文本细读展开研究，是中国现代诗的对话性研究的一种有益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