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荣湘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时指出，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强调“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专利是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催化剂。2021年6月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正式引入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并在第50-52条明确了专利开放许可自愿、有偿、可撤回原则。鉴于我国持续高涨的专利申请量与专利转化率持续过低的现实矛盾，专利开放许可制度的引入，有助于解决我国专利市场协调机制不健全、交易信息不对称、专利转化率过低等难题，对于盘活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具有重要意义。

　　清晰认识专利开放许可的基础制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专利开放许可是推动优质创新要素向新质生产力流动的重要制度设计。当前制约专利开放许可的主要因素包括公权力的介入程度、定价权分配、交易成本、权利滥用风险等。定价权分配以及如何构建科学的权利保障机制，是实现专利开放许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虽然我国专利法中明确规定了许可条件、许可程序、许可费、支付方式及标准等条件，但实践过程中仍面临诸多难题。

　　一方面，定价权分配机制不合理导致主体利益失衡。《专利法》（第四次修正案）将定价权直接授予专利权人。虽然有助于活跃专利交易市场，但同时剥夺了被许可方的定价权。在买方市场条件下，被许可人要么接受不合理定价，要么放弃交易，使得许可方与被许可方之间的利益失衡，可能导致专利权人垄断和权利滥用风险。只有合理分配定价权，确保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对相关目标和应用范围进行调整，才能推动专利开放许可制度规范有序发展，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

　　另一方面，权利保障机制不健全导致私权难以完全实现。专利许可使用权属于私权范畴，一般来说，司法保护对私权的保护效果更加明显。鉴于公权力不宜过度介入并干预私权行使，因此大多数国家均未采用行政保护制度设计，而是趋于通过诉讼或仲裁方式解决许可纠纷。但在具体交易过程中，由于专利权人垄断定价权以及潜在权利滥用风险，可能不仅损害被许可方利益，也会导致公众利益受损，单一权利保障机制无法有效保护参与主体利益的完全实现。

　　系统研究制定专利开放许可全链条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专利开放许可是推动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应用衔接的制度设计，必须要坚持系统化发展理念，推动规范发展，提高治理效能。

　　公权力介入程度与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例如公权主体介入私权交易是否正当？行政机关的干预程度是否合理？强制许可的适用范围等，这些问题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当前我国专利开放许可尚在探索发展阶段，对公权力介入的正当性仍存在争议，焦点在于价值选择，即如何平衡公共利益和私权主体利益，具体表征为定价权的合理分配、完善权利保障机制等。

　　构建专利开放全链条治理体系，应立足降低交易成本、确保利益均衡和推动信息自由流动前提下，确定围绕定价权和主体权利保障为核心的专利开放许可全链条治理路径设计，探索在市场秩序有待发育条件下，如何将许可费用标准与市场供求关联，以许可方和被许可方自主协商优先，推动实现许可方与被许可方之间收益最大化。在权利保障机制建设方面，如行政调解、司法保护异议程序、纠纷解决等，探索将行政保护前置，配套司法保护的“多重”权利保障机制，并定期开展行政保护的合规性审查，防止许可方对专利权的滥用，保障被许可方的合法权益。

　　推动形成专利开放许可治理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提高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专利开放许可是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抓手。在新征程中，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专利开放许可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高质量发展，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蓄势赋能。高质量的专利开放许可有助于盘活存量专利，解决专利“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结什么果”的问题。高校是重大科技突破的重要策源地，理应在专利开放许可持续发力，着力解决高校专利“不愿转”“不会转”“不敢转”等难题，畅通“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产品应用”全链条，推动更多科技创新成果从高校走进企业，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通过市场化机制畅通产业链信息链服务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构建科学规范运行的专利开放许可平台和品牌，推动实现高价值专利供给端与需求端的精准匹配，推动形成全面支持科技创新的基础制度，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科技动能。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