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一

　　三十余年前笔者曾立下宏愿，希望能撰写一本一般人都能够阅读而且愿意读下去的中国史书。少年气盛，不自知孤陋，历时两年余，积稿盈寸矣。

　　当年曾自订四项原则以自策勉。

　　第一是必须将古籍融会贯通，通过缜密思考，用现代的文体叙述古代的事物，绝对革除堆砌大段古文、敷张而成书的做法。

　　第二是对史事的排列组合，尽可能地按发生的时间次序叙述。因为读历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理解史事的因果关系，或许可以从中获取些许经验。

　　第三是要以极郑重的态度选择所要叙述的事物，易言之，即我们所要叙述的不是“过去的事都是历史”的那种历史，而是“我们今日所需要知道的过去的事”的历史。很多史家都承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因为他们都是根据现代人的眼光来选择史事和析绎史事。举例以明之：明世宗时的“大礼之议”，为了谁应被称为“皇考”之争，《明史》的记载连篇累牍，煞有介事，今日读者读之则有不知所云之感。如何采择过去的史事、人物等加以浓淡分明的叙述，需要史学家的智慧，还需要史学家真正博古通今、学贯中西。

　　第四是篇幅不可过长。当年笔者将书稿字数拟订为五十万字左右，主要是估计一位有正常工作的人，每日抽空阅读，能在一周内读完为适宜。大家都知道写历史不怕篇幅长，要抄多少都有供应；问题在于如何简，更重要的在于“简得其当”。

　　工作两年余，笔者检视成绩“惨”然，除第一项勉强做到之外，其余三项均力不从心，尤其篇幅臃肿不堪，是真正眼高手低的作品。懊丧之余，笔者从史才、史学、史识、史意等方面一一反省，自知不逮。此后工作方向转换，但数十年来每浏览国史书籍，若有所感触，辄笔之于卡。

　　五年前检视累积之物，似略有所得，重拾旧业之念油然而生。原因很简单，我虽顽劣窳陋仍如昔日，但已年近古稀，即将退归田园，汰于学界之外，在未消失于茫茫史学界之前，桑榆之年总不能坐耗时光，因此抱定心情撰写此书。

　　三十余年前的手稿，可用者十不得一二，若干纸张已朽，只得糊贴在稿纸上始免破碎。纸且如斯，人何以堪。全书共分为六编，第六编叙述自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为止的历史，选用拙著《中国近代史》者约五分之三，改订小错误，补充若干新意见，编组亦重作安排。本书是为一般渴望知道国史者而著，对专家来说实不值一哂，故引文均未注明出处。因为笔者功力浅薄，绝大多数引文均据“二十五史”、《资治通鉴》，读者欲进一步探索，可查正史之本传或有关本纪或书与志。本书所引者均极短少，有时仅数字，目的在于增加语意及含义。如果加注出处，篇幅要增加三分之一，省去之后，对读者无碍，专家则自可查证。

　　有一鄙见以为颇为重大的问题，即皇帝的年号问题。从公元前163年汉文帝开始使用年号，到汉武帝每隔数年改一次年号成为习惯，至明太祖一帝仅用一个年号为止，1531年间，共有671个年号。年号是计算时间的基准，如果记不清每个年号所代表的时间，当别人提到某个年号时，自茫然不知何义；如用几个年号去列论某一史事演变的历程，则等于说天书，让人不知所云。

　　随意更改年号是读中国历史的极大障碍。当年标点“二十五史”及《资治通鉴》的诸君子，未趁此将年号改为帝王纪年，附以公元，是大失策。若干史家喜用年号叙史论事，自以为典雅，实则迂腐浅陋。本书援孔子作《春秋》用“鲁隐公元年”之义，彻底废除徒以代表皇帝个人愚昧无知而复困扰后学的年号，用汉武帝二十二年（前119）代替元狩四年。某几个有特别意义的年号，到有需要时会特别说明，如建安、永嘉、贞观之类。

　　笔者自知才质朽陋，素不敢为天下先，唯独废弃年号一事，甚盼史学界诸君不因人废言，竭力推行，造福后学。

　　（《中华史纲》，李定一 著，重庆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