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庆国

　　回想起来，我当初是怀着完成一个学术课题的心态，从出版社接手了《阿拉伯文化中的中国形象》（现当代卷）这一项目。当时并没有想到，写作会遇到那么多的困难，但同时又让我沉醉其中，并在完成后生发许多感慨。

　　感慨的是——首先，我通过研究发现，竟然有那么多现当代阿拉伯文化、文学名家与中国有缘。或多或少书写过中国的阿拉伯名人，几乎能组成一个占据阿拉伯现当代文化半壁江山的豪华阵容。其中包括很多一流的阿拉伯作家与诗人，如纪伯伦、努埃曼、哈利勒·穆特朗、阿卡德、卡纳法尼等等；还包括多位杰出的阿拉伯思想家和学者，如谢基卜、乔治·宰丹、马利克·本·奈比、哈赛宁·海卡尔等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其中许多人还曾来过中国，不少人对中国文化、中国友人怀有特别真挚、深厚的感情。这么多阿拉伯文化名流和中国之间的故事，以及他们留下的书写中国的文字，必将成为中阿友好交往史上弥足珍贵的佳话和文献。

　　第二，呈现在阿拉伯现当代文化中的中国形象，依然延续了阿拉伯古代形成的叙述中国的话语传统，总体上对中国持较为正面的叙述话语；但是，较之古代阿拉伯文化中程式化的、不乏人云亦云的叙述中国话语，呈现于阿拉伯现当代文化中的中国形象，是鲜活、丰富、立体、真实的，而且大致经历了从怜悯、同情、困惑到欣赏、称羡、反观自我的变化。这种变化，折射出中华民族在过去一百多年经历的苦难与辉煌，以及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沧海桑田之巨变。可以说，“阿拉伯他者”这多棱镜之一面，能丰富中国人对“自我”的认知。

　　第三，我曾有幸结识新世纪前后来华的好几位阿拉伯文化名人，还曾策划或陪伴过几位作家、学者的中国之行，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读着他们笔下记述中国之行的文字时，跟他们一起度过的许多瞬间也在脑际浮现，令我倍感亲切和自豪。按照原先的设想，本书上篇还应包括《阿拉伯文化名人与中国》一章，主要记录我认识的阿多尼斯、黑托尼、赛阿达维等人与中国的缘分，以及他们在华访问或工作时的一些轶事。可惜因为时间关系，最终未能在交稿前完成此章。

　　可是，记忆里的有些瞬间是那么鲜活，就在撰写这篇后记的此刻，这些瞬间也跃入眼帘，仿佛争相要我跟读者分享。想起阿多尼斯跟我一起漫步上海街头时对我的忠告：“你已过了中年，以后要集中精力，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证明你到这世上来过一趟。”想起我曾陪同黑托尼夫妇走过十三陵神路，当夫人抱怨长长的神路竟没有可以歇脚的凳子时，黑托尼恍然大悟：“对了，这通往陵墓的神路，正是人生旅途的隐喻，人一旦上路，就不可能停下歇脚！”想起83岁高龄的赛阿达维抵达北京当天，我在宾馆初见她时两人的一段对话：“您的身体和精神这么好，看起来只有60岁！”“是吗，我有那么老吗？难道我不像二三十岁的姑娘”……

　　我接受本书的写作任务是在2016年，出版社告诉我此书已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随后，便从各种途径搜集资料，并开始阅读、整理、摘录，也着手写了部分章节的初稿。但后来因忙于他务，写作进度中断。去年，国家“十四五”规划也开始执行了，但这项“十三五”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责编和我都感到极大的压力。

　　去年底开始，我终于能全力以赴，完善旧稿并补全新稿。面临的困难主要有三：一是时间太紧。一边写作，一边还要阅读新获得的各种资料；为了赶进度，每写完一章就给责编交稿；每一章的最后定稿，几乎都是通宵达旦的结果。因此，内容和文字难免会考虑欠周，顾此失彼。二是资料难以搜全。因为22个阿拉伯国家没有统一的图书市场，关于中国题材的旧书大都没有新版，所以很难将各国、各时期关于中国的图书、资料搜集齐全。三是疫情的不利影响。因为疫情，近三年无法出国采访有关阿拉伯人士，或搜集更多、更新的外文资料；而完成终稿的关键时刻，正是北京防疫措施最为严格的时候，我无法进入学校和学院的图书馆，只能委托校园内的学生帮助核实部分资料。因此，虽然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本书还是留下不少缺憾。例如上册交稿之后，我从在京的一位巴勒斯坦朋友处获悉，该国最杰出的小说家卡纳法尼曾经来过中国，上网搜索，竟然找到了他记录1965年中国之行的长篇文章，只好从中摘译部分段落置于下册。类似的不足和遗憾一定还有不少，希望能有机会在再版时加以弥补。

　　看到责编发来的新书封面，我不禁自问：这部著作，按照阿多尼斯的说法，是否足以证明我到这世上来过一趟？我不能确定这个问题的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为了证明我到这世上来过一趟，还得继续努力，还得瞄准下一个目标……

　　(《阿拉伯文化中的中国形象·现当代卷》上下册，薛庆国 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本文为该书后记，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