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硕

　　焦裕禄，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想起这个名字，就会感到无比的亲切与崇敬。在纪念焦裕禄同志百年诞辰的日子里，重温焦裕禄题材的几部影视作品，既是对峥嵘岁月的回望，亦是对新时代的瞻望。

　　不回避、不粉饰

　　展现共产党人的人伦美

　　上世纪80年代末，改革开放在行进与激荡中迈入第二个十年，历史背景的大幅转换，使曾经鼓舞亿万人民的英模精神变得似乎陌生了，甚至一些年轻人对焦裕禄感到难以理解。1990年，电影《焦裕禄》横空出世，鲜明回应了时代的呼唤。

　　电影《焦裕禄》质朴、刚健、大义凛然，让精神楷模实现由文字到银幕形象的飞跃。没有滤镜和特效，观众第一次看到那个大雪纷飞的火车站，焦裕禄望着黑压压外出逃荒的群众，感到深深的“羞耻和痛心”；第一次看到了风雪交加中焦裕禄对孤寡老人的深情：“我是您的儿子，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第一次看到了患病后的他用钢笔顶住肝部，藤椅被顶出一个大窟窿。冷峻粗粝的画面建构起焦裕禄精神的内在张力，更让人反思何谓“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在电影基础上，2012年播出的电视剧《焦裕禄》穿透圈层继续向下，角色情趣和故事纵深在30集中充分彰显，实现了人物形象由相对单薄到丰满立体的飞跃。

　　从具体出发，超越具体，在人物性格的对撞和人物魅力的释放中，完成以人带事。剧中，焦裕禄常管百姓叫“娘”，全剧着力表现了焦裕禄没有把母爱局限于小我，把这份爱和愧疚全部融化在了为人民服务的大我之中。他是母亲的孝子，更是人民的孝子，以一种表面波澜不惊、深处雷霆万钧的力量，触动了时代的神经。

　　剧中用插叙交代出焦裕禄青少年时期的成长轨迹，并让往事的鼓点牢牢打在当下的人物关系上，创设出清晰可信的人物弧光。因无钱还债，父亲被地主逼死，眼泪未干，焦裕禄又被日寇抓到煤窑做苦工。不懂得剥削，就不懂得革命。沉默的日子里，焦裕禄的心灵深处埋下了爱与恨的种子。每次闪回的篇幅虽不长，但意义非凡，那是一个少年无产者世界观的形成期，更让观众理解了一个在旧社会受压迫阶级最朴素的价值定位。

　　珠玉在前，再写焦裕禄，怎样既融合又超脱人们对他的记忆？

　　焦守云的回忆，是通往焦裕禄感情世界的一扇侧门，由此进入，便是一片新天。焦裕禄是一名党员、干部，也是一位父亲、儿子，他有着革命家的坚定信仰、艺术家的浪漫情怀、科学家的求实作风。2021年，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上映，实现了讲述视角由单一到多元的飞跃。

　　借用儿女的视角，易于打消年轻观众对题材先入为主的戒备和疏远。同时，创作者没有把生命写就的史诗当作吹捧或消费的材料，半个多世纪的思念、沉积和酝酿，让这份情感厚重而余韵悠长，作品从亲人平视的角度向历史凝眸，窥见了崇高与深沉。又苦又涩的盐碱土，焦裕禄抓起来就放进嘴里尝，他对群众困难的感同身受，不仅是“感”，更是“受”；身为县委书记的他，穿着破棉衣“乔装打扮”在街头吆喝卖咸菜为女儿示范，好父亲的形象就呈现得温馨而生动；1964年春节，重病在身的焦裕禄知道这一走便是天人永隔，他向母亲雪中跪别的那场戏，将全片情感的地火引爆，或许，忠孝二字太过沉重，若不宣泄，何以共鸣？

　　焦裕禄回来了，带着那个时代的信念和悲欢，带着人民公仆的本色家风，让观众从平凡人中发现了英雄，让共产党人的人伦美跃然银幕。

　　发掘细节、建构记忆

　　让不朽的精神与当下对话

　　文艺在建构记忆、建构历史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重温不同时期的几部影视作品，可以清晰发现焦裕禄的形象构建是细节被不断发掘和还原的过程。同时，影视作品并非只是为观众重现耳熟能详的故事，更要给予观众探寻和凝望的空间，在表达信仰的同时，投射出时代之问、思想之惑。因此，搞清楚从画面中归来的焦裕禄给我们带回来了什么，就明白这些作品为什么好看了。

　　焦裕禄性格豪爽、勇敢善良，但这只是表面、皮毛，若这样写，几部作品的主题会轻很多。焦裕禄性格的首要特质是朴素，朴素的才是文明的，真正的文明从来都埋藏在艰苦奋斗之中，它默不作声，却用事实让自身显现，待到喧嚣散去，玉宇澄清，朴素和艰苦奋斗的价值自会水落石出。通过塑造焦裕禄的形象，擦亮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时代底色，这既是中国人民最可宝贵的精神品质，又是医治文明衰败、制度异化的良药，是撬动历史周期率的有力杠杆。

　　这些作品不是以今人认知去臆想历史，而是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让典型人物在典型环境中彰显历史纵深和生命质感。为建砖窑，焦裕禄累倒在工地上，但让乡亲们懂得了“还是社会主义有奔头！”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的同志式关系……新旧社会的根本不同，使每个人的意识和觉悟发生了变化。此时，他们的家不再是小家，而是新中国这个“大家”，家里遇到困难，每个人都来替这个“大家”分担。由此演绎出的每个故事都是一堂生动的课，让观众明白，新中国虽一穷二白，但拥有强大凝聚力和感召力。

　　共产党人不是出于对群众的怜悯，而是作为群众中的一员，带领群众解放自己。在“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上，焦裕禄有深刻的自觉。这些作品怀着同样的自觉，对角色的心灵建构进行深切洞察和传神写照，为人们树立起可亲可敬、可追可及的道德坐标。而反面人物的设置，更衬托出焦裕禄坚持真理、坚守初心的斗争精神，达到丰富、升华主人公心灵境界的艺术效果，电影《焦裕禄》中，那个笑话群众目光短浅，热衷搞“重要展览会”的反派吴县长，浑身散发着自私和官僚气，他理直气壮说出的那句“饿死几个人算什么？关键是我们个人不能在政治上犯错误”，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噎得焦裕禄说不出话来，同时也拷问着每个党员干部的良知。

　　对焦裕禄形象的民族属性的挖掘，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人把对真理的信仰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鲜明特征，为典型人物赋予了历史厚度。电视剧《焦裕禄》中，父亲让焦守凤放弃找上门来的“好工作”，而把她安排到食品厂去挑担子送酱油。顶着旁人的疑惑，焦裕禄说：“谁要是觉得劳动难为情，那他就是变质了。”由此联想到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后，父亲毛泽东没有让他进机关，而是送他去上“劳动大学”，拜农民为师。一个是领袖的儿子，一个是县委书记的女儿，透过他们，我们可以看到老一辈共产党人对新中国的设计和锻造，看到中华民族由此崛起的诸多脉络。

　　焦裕禄临终前嘱咐儿女：“眼睛里要看得见受苦人的眼泪。”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几部作品创作者共同的情感遵循。这些作品高扬人情和人性，但这里的人情不是小资产阶级抽象的爱，这里的人性也不是个人私欲的无限膨胀，它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利和人格尊严。“公者”何以千古？或许，我们可以从焦裕禄去世后，人们在他枕头下发现的两本书里寻得答案，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实际上，写焦裕禄就是写人民，需要创作者带着对“众生苦”的觉悟，走出方寸斗室和一己狭隘，去体会“顿觉眼前生意满，回首世间苦人多”的大悲大喜。

　　焦裕禄42年的短暂人生，几乎贯穿革命和建设的整个历史阶段，这些影视作品不仅是焦裕禄的个人写照，也是同时代许多革命者的缩影。它让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这个新型国家是怎样建立的，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对于看惯了小情小爱的观众，当会别开生面、别有洞天；对于已经或将过上富裕生活的人们，当会抚今追昔、饮水思源。

　　只有永久的思念，没有片刻的分离，焦裕禄精神一直活着，活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与口碑里，活在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实践中。因为，历史不会随风而去，“千顷澄碧”的时代也不会凭空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