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艳   

　　《棘花》通过讲述女医生杨素在事业、婚姻和家庭中纠结挣扎的心路历程，呈现了中国当下城市女性在情感与心智层面的艰难成长。在扎实细致的文本叙事中，表现出作家对于都市女性生活经验的细腻体察，对于婚姻伦理的理性思考，折射出现代中国人在灵肉两端的迷惘、失落以及寻求精神情感救赎的建构性努力。

　　现代社会以来，女性在获得更多自由和权利的同时，也进一步被物质化、欲望化。《棘花》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中来探讨中国现代女性面对灵肉两端的困惑、迷惘与选择。小说在中国传统伦理的基调中，深入到现代婚姻内部，体察男女主人公面对情感与欲望、精神与肉体以及利益与情义之间的选择。小说摹写了人性的软弱、偏执与自私，也讲述了人之为人的隐忍、体贴与良善。

　　创伤性记忆与建构性叙述并置。女性成长与成就美好生活之间始终是存在张力的。往往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离美善越来越远，而这个文本则希望成长与美善并置。主人公杨素在少女时期曾经被侵犯过，这种隐秘的、私人的创伤没有打败这个柔韧的女性，反而成为她不断挣脱逃离厄运的某种反作用力。被伤害与被侮辱的经历让杨素更早地认清了生活的很多面相，并由此产生了对于面目可憎的生活的加速度逃离。在这种逃离过程中，杨素有意识地去建构自己的人生，她的人生选择正是基于向光而生的朴素生存逻辑。所以她才会在关键的时刻挺身维护室友，能顶住世俗的压力坚持自己的职业选择，能在老公出轨的婚姻中不断反思和内省……小说叙述了一个乡土社会出走的女性如何成长为一个现代职业女性的过程。女性成长是艰难的，其间充满着彷徨无助，以及透彻肺腑的屈辱与伤害。然而对于女主人公杨素来说，向着自己理想的或者设定的美善生活去努力的信念从来不曾动摇过，向美向善的建构性是《棘花》非常突出的特质。

　　故事的影视化结构与细节真实的小说叙事。整部小说中，人物的日常情境和行动细节更多忠实于现实真实，而人物的命运和故事情节更多影视化的结构倾向。主人公杨素身世隐秘，由此连带出上一辈错综复杂的情感伦理关系。杨素老公周亚宁身边的各类人物关系也充满着戏剧性，由此带动后文情节冲突的发展，这些都推进文本向着更为复杂的故事性发展。与此同时文本在叙述杨素的医生职业、医院环境甚至于手术现场等等，几乎是非常写实的手法。小说逼真地呈现了一个职业化的现代女性在工作现场的肢体语言、行为习惯和情绪特征等等，非常真实立体地摹写了一个肛肠科女医生的公众形象和隐秘的精神情感特质。同时文本对于农村女性王荆花的刻画神形毕肖，在对这个人物言行、神态和话语的摹写中，透露出杨素对于养母复杂而微妙的情感特质。

　　现代婚姻的中国伦理倾向与女性的主体性延展。棘花是整部长篇小说的象征性符码，是对于女性疼痛成长的隐喻，其内涵和外延都具有很强的阐释性。小说中女性形象相较于男性形象更为丰满有质感，比如传统乡土婚姻中的王荆花，她是个外表泼辣跋扈，内里却有着伦理伤痛（不能生育是传统女性最难言的悲哀）的悲剧人物。墨兰的悲剧始于对于爱情的向往，终于和命运的和解。杨素则在自己的原生家庭和后来的婚姻生活中都遭遇到了不快、不堪和伤痛，然而她最终通过对于人性伦理维度的打量和内省，自己和自己和解，同时也与生活握手言和。由此文本从对于现代女性职业、婚姻和家庭叙事走向了对于女性自身主体性延展的叙述。在中国式伦理情境中，母亲一代人因为善的伦理而获得道德的满足与超越，杨素则因为求真求美的精神情感追求，最终获得女性主体性的延展和确证。

　　简媛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作家，她的文学起步于对于讲述的痴迷，心有所动，情有所感，诉诸笔端，于是写作成为表达自我同时观照他者的方式。简媛对于写作异常执着，在对于这种方式和路径日渐熟稔的过程中，写作者、文本日渐和万千世界勾连缠绕，于是文字成为抵达内心和超越自我的通途和大道。与此同时，阅读她的作品，会发现简媛的写作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她的叙述时常鲁莽地袒露着灵肉的伤口，这种袒露貌似鲁莽，却有着一种率直中的尖锐痛感。她敏感地捕捉现代女性难以启齿的痛点，笔触却是抒情而诗意的。在对女性主体抒情的情境中，时常又会闯入乡村的粗粝、都市的冷漠以及世情的工于心计……

　　简媛是个整装待发的作家，她的写作还有着很多种可能性。

　　（作者为鲁迅文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