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炯权

　　母亲如果还在世的话，今年应该是102岁，可惜她已经作古20多年了。母亲8岁当童养媳，没进学堂念过一句书，成年后嫁给一个老实巴结的农民，生了一儿一女。20世纪5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饭量大的老公得了水肿病，她只能带着两个儿女外出讨米，之后改嫁当继母，一年后生下了我这个满崽。

　　我5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用她单瘦的身躯支撑起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那时还是搞大集体，每天清早生产队队长哨子一吹响，母亲就担着撮箕锄头去出工，收工回来还要做饭做家务，照顾我年事已高的奶奶。我奶奶去世后，同父异母的哥哥结婚后分家另过，10多岁的我和母亲相依为命过日子。那时，农村刚刚开始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队按人头分下来的田土需要耕种，母亲急得直哭，哭过之后也只能拖着疲惫的身子继续干活，供我读书。

　　我们家地处山区，田少土多，每年每人几十斤国家返销粮不够吃，每餐揭开炉锅只见一锅煮熟的红薯或干红薯丝，掺杂其中的几粒白米饭屈指可数。念高中时学校搭餐要背大米去，我背的却是一袋生红薯或干红薯丝。

　　高中毕业后我回家务农，担任村团支部书记和小学代课老师，几年后到省城当了工人。离别家乡那天，我背着被褥行囊一步一回头，暖暖的晨阳照在土墙屋檐上，几只麻雀在落叶的桃树上跳跃着。母亲送了一里多路，直到我催她回家才一边用左手遮挡着有些耀眼的阳光，一边挥着右臂目送我远去的身影。为了不让她过于牵挂，我故意迈开大步头朝前走。到了转弯路段，我忍不住停下脚步，下意识地扭头远望，只见母亲还在远远地朝我张望着。霎时间，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脚步再也无法迈开……

　　我在省城谋生30多年，从一名普通工人到杂志社编辑，始终把自己喜欢的文字工作看得十分神圣，把它当成一种事业去追求。为了这一追求，我牺牲了许多为母亲尽孝的时间。母亲一人孤单寂寞在乡村生活，我没有守候在她身边给她养老送终，成了一辈子的愧疚。

　　省城长沙距离我老家100多公里，我只能利用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回去帮母亲做点重体力活，如上山挖土挑粪，下田插秧扮禾等，而平时砍柴、种菜、给农作物松土、翻红薯藤等都是她自己去做。过去工资很低，我每月给家里的钱很少，母亲总是省吃俭用，衣服烂了补了又补。每年母亲生日那天亲戚都来给她贺寿，我必须头一天请假回去准备几桌饭菜。有一次我回去看见锅里煮的全是红薯，忍不住问母亲：“怎么不放点米？”“米留着待客的。”母亲轻描淡写地回答。

　　母亲过完70岁生日后不慎在家摔了一跤。开始两年，她还只是右脚行走不便，到后来中风在床不能动弹，需要人喂饭、接屎接尿，多亏我堂娭毑、堂叔堂婶帮忙照料。我每周回去给母亲洗脚洗澡时，她痛得直喊“哎哟！哎哟！”原来，她的右腿得了风湿性关节炎，长时间坐在床上弯曲变形，再也不能伸直了。

　　母亲最牵挂的是我能够讨一个堂客。虽然那时我算得上是村里公认的优秀青年，但家里就一间破旧的土房子，哪个妹子都没法接受。母亲病重期间，我领着漂亮又知书达理的城里对象回去见她，她紧紧地拉着准儿媳的手说：“姑娘，真是委屈了你啊。”说完，她伸手从枕头下摸出两张皱皱巴巴的人民币塞给儿媳，权当见面礼。

　　病痛的折磨，加上长期的孤独寂寞，母亲终于在73岁那年的冬天归天了，3个亲生崽女没有一个为她送终。我带着堂客从长沙赶回家给她入殓时，发现她的右腿依然是弯着的。按照我们那里的风俗习惯，吹吹打打做道场、念经超度了3天之后，母亲一早出殡，鼓乐齐鸣、铳炮喧天，亲友和左邻右舍组成一列长长的送葬队伍，“八大金刚”抬着她的灵柩朝1000多米的高山上缓缓地移动。从此，我母亲就在这个名叫枫树坦的半山腰里与我父亲一起长眠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