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逸云

　　洞庭湖以浩瀚无垠的湖光水色、悠远缥缈的历史陈迹和溅满传奇色彩的神话故事，构建出特色分明的文化体系，深远地影响后世文学创作。先秦重要古籍《山海经》，是一部富于神话色彩的最古老的奇书。第五卷《中山经·中次十二经》写道：“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银、铁，其木多柤、梨、橘、櫾，其草多葌、蘪芜、芍药、芎。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是多怪神，状如人而载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鸟。”

　　这段文字大意是：再往东南一百二十里有座山，名叫洞庭山。山上有许多黄金、银、铁、树木和草类。尧帝两个女儿就住在洞庭山中，她们常常在长江的深潭中游玩。由澧水和沅江吹来的风，交汇于湘江的深潭处，这里位于九条江河之间，她们出入时一定会伴有狂风暴雨。这一带有许多怪神，他们的形状与人相似，身上盘着蛇，左右两只手也握着蛇。这里还有许多怪鸟。

　　这恐怕是最早把洞庭湖文化纳入艺术表达的文字。也是洞庭湖爱情文化雏形。主要审美特征，表现为物产丰沛、树木花草茂盛自然之美；浪漫凄婉阴柔之美；骁勇激荡的野性之美。“洞庭之山”就是君山；“帝之二妃”即为尧之女舜之两妃娥皇、女英最早的原型。作品状物细腻、写人玄幻，形成神秘、开放、丽质的文化内涵，滋养着“湘君”“湘夫人”艺术形象价值延伸。

　　战国时期伟大诗人屈原笔下的湘妃神话，演变为爱情悲剧，形成凄美与崇高一体、道德与情感相依、色彩迷离与理想情操鲜明对照，极大地丰富了神话人物的文化内涵。屈原《楚辞·九歌》中《湘君》《湘夫人》，借助忠于神圣爱情的湘妃，传递怀才不遇、羁旅行役、美人迟暮的感伤，造就诗人爱国、美政、民生的精神特质。

　　揭开描写洞庭湖文化的文学篇章，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许多诗人或词家，从内心情感出发，多元映照心灵曲面，由此，绽放出多姿多彩的艺术花瓣。公元726年，孟浩然来到巴陵郡（岳阳），目睹水光连天、气势恢宏的洞庭湖，感叹自己有志用世，可仕途困顿，发出“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呐喊。诗圣杜甫于公元768年，从夔州出发，一路顺江而下，岁末抵达洞庭湖。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他奋笔疾书，写下千古绝唱《登岳阳楼》，抒发“扁舟空老去，无不圣明朝”的痛苦心情。

　　这些作品有个共同特点，将洞庭风物同家国情怀、个人际遇结合起来，展示深远宏阔的艺术画面。

　　然而，真正把洞庭湖地域文化推到极致的，当属《岳阳楼记》。

　　范仲淹襟怀坦荡，情系苍生，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种纯正崇高、超越时代的情感，展示光芒四射的精神标尺。儒家倡导“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范希文超越“达”与“穷”的界限，把爱国忧民文化推向了巅峰，具有穿越时代的巨大冲击力。作品汪洋恣肆，大气磅礴，字字珠玑，文句华丽与质朴兼有，堪称彪炳千古的经典之作，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和审美艺术价值。

　　探寻洞庭湖地域文化的奥秘，绕不开唐代传奇小说《柳毅传》。

　　这是唐代传奇小说的优秀作品，其文学成就，不仅在于思想价值体现了叙述主体的独特审美意识，更在继承前人叙述传统的基础上，注重叙述情节、人物角色、叙述空间构建。从单纯的线性叙事结构，转为塑造角色的立体生活空间。实现了隋唐志怪传奇小说艺术表达的质的飞跃，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小说创作的新纪元。

　　长篇小说《柳毅传奇》(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运用全新的艺术方式，绘制出洞庭地域文化图腾。作品颠覆以往“柳毅传说”各种样式写法，以柳毅成长为线索，将柳毅塑造成人性与龙性结合的共主，在人性搏击龙性、实现自我完善过程中，追寻道德情操的完美与崇高。通过洞察柳毅人生起起落落，在爱恨情仇、血泪宣泄、灵肉震撼的生命体验过程中，全景式进入灵魂深处锻造，塑造出不畏强权、坚持正义、崇尚仁义、忠于爱情的艺术形象。

　　在洞庭湖地域文化艺术创新发展上，岳阳戏剧成就可谓独树一帜，在全国戏剧界，占有相当重要位置。著名剧作家吴傲君《喜脉案》继获第三届全国优秀剧本奖后，《蔡坤山耕田》再次获得曹禺剧本奖。曹宪成《桃花烟雨》荣获第23届曹禺剧本奖，多维度展示出洞庭湖地域文化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