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剑光

　　疫情期间，读了龚鹏飞创作的长篇小说《燕子花》，格外喜欢。

　　我和龚鹏飞都出生在益阳资阳的长春垸，年纪差不多，还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同过学，对鹏飞的文学才华认识较早、印象深刻。在《燕子花》这部小说前面部分的札记里，读到了很多儿时的生活场景，比如打得螺、玩唧水筒、拌纸炮等；有些过去的童谣，如果不是小说中出现，几乎都会忘记，如“天上滴的，地上捡的，金子银子赎不转的”。还有小说中那些原汁原味的益阳方言，唤起了我们对过去生活的许多回忆。我想，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资江岸边出生的人，读起来都会觉得亲切。

　　在我看来，小说中几乎是运用的纪实手法，写了几十个各个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乡村人物。作者娓娓道来，恍若让我们与这些人物穿越时空直接交流对话，一同感受他们的爱恨情仇和悲欢离合。虽然每个人的故事不同，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勤劳善良在小说中格外鲜活生动。

　　小说中黄埔军校6期毕业的李佑桦自杀后，生产队的贫协组长陈满翁妈自动提出把崽多年献血给自己准备的“千年屋”（棺材）献出来；大洪水期间，吕怀远回家乡给了驾船送自己的卫跛子一百元，但卫跛子只肯收15元，其余的退给吕怀远的母亲……这些都不失中国传统的乡村伦理。

　　当然，农民有农民的生存之道，他们也有处理人际关系的智慧和“平衡术”。比如小说中的稼妹，在村里选举村干部时，他家6口人，发了6张票，按道理，会投给同一个候选人，但他把3张票投给他过去的冤家夏尧阶的孙子夏进雄，这是他认同的人选，另外3票投给他的本家，这样双方都不得罪。

　　在创作中，作者能站在那个年代和每一个人物的角度，设身处地地替对方着想。谢丹新，曾经是白沙村的治安主任。作者既对他充满同情，又“让”他在后来的岁月里，不断地理解这个时代和适应这个时代。对夏进雄这个地主的后代，作者深入这个人物的内心，既写出了他要求进步、想改变人们对他家族印象的心理，又写出了他在受到打击之后的不思进取、甘于平淡甚至颓废。这实际上就是乡村的“人间烟火”，既不人为拔高，又不进行过度的道德评判。

　　这部小说写了资江岸边一个村庄的70年历史，着重写了上世纪70年代到2018年这段历史。我们从小说中也可以看到从出集体工、分田到户，到拆队屋，到成年男女去城里和南方打工，乡村一度出现了抛耕弃地现象，再到近些年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一个个政策举措、亮点成就，这样一个乡村发展的轨迹历历可辨。

　　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群体利益的矛盾和纠葛，凸显了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艰难。“白沙村的河土”等几个章节，尤其让我感到在城镇化进程中，怎样找到利益的平衡点，把发展的速度和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的矛盾处理好，努力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形成共同发展致富的动力和合力，确实是从事“三农”工作尤其是农村基层工作的同志的一门学问。

　　我在主持省委改革办工作时，曾经主编过《湖南基层改革探索100例》，选入了益阳市着力打造农村人居环境的升级版的典型经验。从小说中，我读到了白沙村的人居环境改造的具体实施，不单是写事，更写人，写人面对这一变革时的态度，这说明作家不仅很接地气，还具有把握乡村历史进程的敏锐和深入生活的自觉。

　　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年龄段的人来说，回不去的童年是我们心中一种淡淡的忧伤，童年的很多器物，将要失传。还有随着普通话的普及，新一代的故乡人几乎不怎么说那些方言俚语了，因此我觉得作家把它们记录下来，这实际上也是在做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工作。

　　黄永玉说：“故乡是自己的被窝，它的气味，是自己最熟悉而又无可替代的气息。”读《燕子花》，更加理解了这位湖湘大画家、大作家的话。

　　（《燕子花》 龚鹏飞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