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瑛

　　大抵从农村出来的人，至其中老年，都会有种“我终有一天要回去”的想法，且这想法只要有一丝落地的机会，都会被锲而不舍地付诸行动。这与陶渊明的隐逸思想并无关联，纯粹是出于“井里鱼儿井里好”的乡土情结。我的父亲也是这执念队伍中的一员。

　　父亲今年七十有四。他的“血地”是在湘西北一个寂寂无闻的小山村。

　　在我童年记忆中，那里的环境很恶劣，红土漫天，山坳深深。家门前的澧水支流小河一年四季基本干涸，间飘黑绿的水藓，就像一个本应水灵的村姑却长年顶着满头满脸的癞疤。那里的出产也很贫瘠，主要口粮就是红薯。那红薯品种实在不好，惨白的实芯味道瘪淡，无论是烤还是煮来吃都干得钻喉咙。

　　父亲少年从军，从此走出了他的小山村，走得很远很远。他是当年全村唯一一个体检政审合格入伍的军人，因而被羡慕的程度不亚于古代考童生试拔得头筹。十年后，他在离家最近的小县城安了一个家。他便成了候鸟，每年一趟往返大城市与小县城之间。我们姐弟和母亲便也成了候鸟，每年往返小县城与小山村之间。

　　返乡的路哦，曲曲折折，绵绵长长。班车通不到村里，要用脚丈量那十几里地，幼小的我们恐惧抗拒。我深刻记得，那条路上一刮风，红尘便如撒胡椒面一样纷纷扬扬，以致路边的树木长年灰头土脸，连绿色的生机都透不出来；还记得回来的路走不动道了，五伯伯便用一担箩筐挑着我和弟弟，晃晃悠悠地把我们送出大山。

　　出产匮乏，交通不便，这样的家乡真正赤贫，与儿歌中“青山绿又绿，碧水山边绕”的小山村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一旦有出去的机会，土地上的“种子”莫不希冀被鸟儿带走，飞离得远远的。

　　几十年弹指一挥。最先出来附翼县城的我们一家，旁观着儿时的小山村慢慢变化。

　　与我同辈的堂兄弟姊妹以及他们的子女们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被打工潮吹散至五湖四海。虽多扎根异乡，但终归忘不了自己的根，于是财富回流。经年回乡小聚，木板、夯土建筑渐渐被砖楼取代。

　　后来，父亲转业回到县城，不甘于再做山村的旁观者，退休后，马上把户口转回了小山村，并着手他的百年大业——起祖屋。

　　我们全家反对。尽管班车方便，但毕竟路途遥远，医疗条件差，万一有个什么突发情况呢，我们措手不及啊。

　　父亲的执念不容打消，他召集子侄边邻，很快就起好了一个框架。但工程也随即停工，因为缺钱，也因为我们不支持的那些原因切实困扰着乡居生活。从此，在父亲六十到七十岁之间，整整十年，空壳子祖屋像父亲一个具化了的梦想，倔强地驻守在原乡，与他遥遥相望。父亲日愈老迈，却始终走不进他那个归耕田园的梦。

　　不知从哪年开始，澧水河面上架起了几座渡桥，沿桥两边又纷纷扯开银白绸带般的道路，蜿蜒伸至青山深处、白云人家。河边密林渐渐有长尾的水鸟翩翩起舞，生灵回归安栖于这一方净土，孕育出更大的生机，儿歌中的场景与现实终于重合。

　　加入有车一族后，儿时的那条梦魇长路大幅缩水，行路的恐惧在岁月那头似乎成了一个略带心酸的笑话。

　　前几年，幺叔家添小孙孙摆酒，我送老父母去吃席。三伯家的堂姐行色匆匆，扒了碗饭就要走，她歉意地跟幺叔和大家解释——家里收橘子，忙不赢呢。

　　其实大家都体谅，因为家家户户都在忙。上世纪90年代后，家乡的出产逐渐从红薯变成了橘子脐橙。以堂姐家为例，两口子光是下半年这一季收橘子，加上卖自家的果儿，就可以收入一二十万。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小时候的我，穿着稀罕的小牛皮鞋，在家乡小伙伴殷羡的目光中，即便笨拙地摔了跟头，亦骄傲地仰起城里人“高人一等”的头颅。现在，我们这城里人反而羡慕农村的高屋敞院、视野开阔、空气清新。而儿时伙伴的后代，有的走出了山村，依靠职业技能深深地扎根在城市的土壤；有的在乡自主创业当小老板，或当起潮酷的网红带货博主、加入了创客平台，玩得风生水起。

　　山村的人事不断翻滚变迁，循着时代的轨迹正日新月异。乡居的种种好处和生活的步步便捷，终于让我们安心地放任父亲重启他的田园梦。父亲七十岁那年，我开着车，沿着那条依然半干但清泉石上、水流淙淙的支流蜿蜒行至祖屋门口，一幢白瓷砖贴面的二层洋房正敞开怀抱迎接我，父母在房前兴致勃勃地讨论着，门前坪坝这边栽何种花、那边种什么菜。

　　我在祖屋前为“硕果仅存”的几位老辈照了张合影。当年用箩筐担我们的五伯伯已八十多岁了，他笑眯眯地说，你们出息，我们这几个老东西也跟着脸上有光呢。

　　我无言以对，恨不得岁月倒流，自己更努力一些，好对得起他的这份“有光”。相比蹚过了苦难河的老辈们，我们算什么“出息”呢？我们的“出息”，只是生在了一个好时代，在时代洪流中没有掉队罢了。

　　祖屋修好后，经年的等待使父母的乡居时光如酝酿的一瓮好酒，宁谧而静美。我想，曾经贫瘠的山村田园也一直在等待吧，等待现在这个青山碧水、生机焕发的美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