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蔡孟芳
“中国考古百年，百年一遇”的澧县鸡叫城史前大房子完整现世、梅溪湖或是楚人进入长沙的第一站、明代荆州城墙在怀化中方烧造……1月21日至23日，2020-2021湖南考古汇报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这两年，湖南考古成果干货满满，惊喜成串。
两所史前房子揭示长江中游文明起源
在中国的平原家族中，总面积约700平方公里的澧阳平原个头不大，却是湖南考古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的关键地区。
近年来，湖南考古工作者围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项目，在澧县鸡叫城、孙家岗和华容七星墩等遗址有重大发现。其中，最重要的是澧阳平原的两套“房”。
去年10月9日，鸡叫城遗址“一鸣惊人”。这里发现了一处主体部分至少330平方米，加南廊至少500平方米的木结构房子F63，被考古专家们认为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最完整的木结构建筑基础，距今4700年左右。
鸡叫城遗址考古发掘项目执行领队范宪军介绍，经过持续发掘，F63的全貌终于出现——一座五开间七室、面积达420平方米的大型木构建筑遗迹，加上回廊面积达630平方米。
此外还有两大惊喜。鸡叫城遗址三重环壕的聚落结构在长江流域属于首次发现。城外水稻田的发现，为此前出土的海量谷稻壳找到了来源。至此，可以看到鸡叫城遗址的发展过程：由油子岭文化时期的环壕聚落演变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大型城址，由屈家岭文化时期的一重环壕发展到石家河文化时期的三重环壕。
距离鸡叫城不远，以出土精美玉器闻名于世的孙家岗遗址也发现了一座房子F13。
孙家岗遗址是洞庭湖地区目前可确认的唯一一处以肖家屋脊文化堆积为主体的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夏代早期遗址。孙家岗遗址考古队领队赵亚锋介绍，F13具有较高的规格或等级，可与遗址墓地出土的精美玉器匹配。此外，遗址的居住生活区呈现南北分化的现象：北部地势较低，是普通聚落居民居住生活的区域；南部地势较高，或为氏族公共活动区，或为聚落上层阶层的居住生活区。
湖南省考古学会理事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郭伟民认为，在鸡叫城聚落群面积不到1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相关遗址的年代从彭头山文化到肖家屋脊文化，展示了该范围史前时期从简单社会到复杂社会连续6000年的演变情况，覆盖了中国史前社会文明化历史的全过程，是长江中游史前文明进程的缩影。孙家岗遗址的F13房屋结构及朝向，在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到商周这段时期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孙家岗墓地的土坑墓及墓葬形态与高堰村石家河文化墓地、城河王家塝墓地屈家岭文化墓葬，可谓一脉相承。要继续沿着这些线索，追寻在“最早的中国”的形成时期，长江中游是以怎样的方式和途径融入其中的。
梅溪湖或是楚人进入长沙的第一站
楚人对南方的开发，极大地促进了湖南的发展。楚人入湘的问题，近年来也有重大突破。
“2020年，岳阳罗城遗址小洲罗地点的发掘工作表明，罗城遗址可能是楚文化大规模进入湖南的最早地点之一，文献记载的楚文王迁罗并非空穴来风。”罗城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盛伟介绍，2021年，他们对罗城遗址城墙进行了解剖，对城内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进行了发掘，发现罗城遗址最迟在春秋晚期已经形成了较大的聚落规模，为战国时期楚国罗县的设立和城市的营建奠定了基础。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工作者郑广的报告则显示，梅溪湖或许是楚人进入长沙的第一站。2020年9月至2021年10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该市岳麓区梅溪湖街道泉水路与听雨路交会处东南部的一处工地内，发现和清理东周至明清遗址338个。其中，梅溪湖湄子滩东周遗址出土的陶器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与岳阳罗城小洲罗等地出土的同类器型相似，可能为春秋晚期，时代约为公元前560年—公元前476年。
郭伟民评价：“梅溪湖湄子滩东周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春秋晚期时，楚人势力已深入到长沙地区。浏城桥一号墓的年代一直备受争议，湄子滩东周遗址为其年代的确认提供了佐证。”
考古精细化出惊喜，明代荆州城墙砖怀化造
在我国，战国秦汉时期的遗存被发现得比较多，湖南这段时期出土的文物精品较少，因此，这段时期的考古工作相对不受重视。近年来，在聚落考古的理念下，考古工作日益向精细化、系统化发展，以城址（遗址）为中心的湖南战国秦汉考古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如临武渡头古城遗址东南突出的墩台不是六朝增建，而是与城址同时建成等发现，对认识以渡头古城为代表的岭南类型县城颇有帮助；保靖洞庭墓群一处墓坑的垮塌痕迹，为马王堆二号汉墓墓坑为何是上圆下方结构提供了思路；郴州黄泥塘汉墓发现了疑似祭祀类建筑，为汉代以孝治国提供了新证据……
过去开展较少的明清时期考古也有新突破。怀化中方窑窿坡明代早期烧制城墙砖的官窑遗址群，是我国继南京官窑山遗址（发现砖窑110座）之后，第二次大规模发掘的明代砖官窑址；也是湖南继岳阳君山砖官窑址之后，第二次发掘的明代砖官窑遗址。该遗址领队奚培坤表示，现有资料表明，这里烧造的城墙砖主要被用于明代荆州城墙的建造。
他说，出土的城墙砖一般正面刻“辰州府提调官黄载”“沅州提调官判官庞栋”等相关司吏姓名，背面刻总甲、小甲、造砖人户、窑匠等生产管理人员和工匠的姓名，对于研究明代手工业制度和管理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