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义力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乡村善治之“善”，是以发展为价值引领；乡村善治之“治”，是以有序为目标追求。归结起来就是，乡村社会既要充满活力，又要和谐有序。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形成、发展，并在实践中被证明是科学有效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成为新时代探索乡村善治之路的创新路径。

　　以自治为基，激活“民善于治”的内生力。自治，即民治，民主之治。农民是乡村社会的主人，走新时代乡村善治之路，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牢牢牵住农民当家作主是乡村治理的核心和本质这一“牛鼻子”，激发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推动形成“以民治民民自治”的良好局面。首先，要通过规范乡村民主制度，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确保“民可治”；其次，要健全村级议事协商制度，构建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多层次基层协商格局，确保“民能治”；再次，要增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能力和水平，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民愿治”。同时，还要处理好党的领导、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的关系。“自治”不是农民群众的任意而治、任性而治，也不是政府的“一禁了之”“一放了之”，更不是脱离党的领导、否定党的领导。而是既要发挥党组织和政府的“主心骨”作用，也要激发农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最终形成党组织领导下的“民治民善、民善民治、民善于治”的乡村良善治理生态。

　　以法治为本，强化“以治成善”的硬实力。法治保障乡村治理有效，关键环节在于立法部门科学立法，清醒认识法治建设的根基在基层、薄弱区域在乡村的这一现实情况，把立法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相衔接、相适应，深刻把握人民群众对法律的期盼由“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这一重大变化，把立法与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连接、相匹配。法治，不单单看有无法律、有无规矩，还要看如何运行、运行得如何？因此，依法，还要严格执法、规范执法、文明执法，同时，还要监督执法，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责；依法，还要公正司法，确保法律正确平等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充分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依法，还要全民守法，不仅把法律文本“交”给农民，还要把法律知识“教”给农民，让农民群众“人人学法用法，个个懂法守法”，让法律在乡村家喻户晓、有效实施。党组织依法执政、人民政府依法行政、人民群众依法办事，走出一条“善立法”“立良法”“法善治”“治成善”的乡村良法善治之路。

　　以德治为先，增强“良善治理”的软实力。德治，即以德治理。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在实行自治和法治的同时，还要注重发挥好德治的作用，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与自治、法治相辅相成。在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生长起来的乡村文化、道德规范、公序良俗、传统伦理等培养了村民道德意识，赋予了村民道德实践，规约着村民行为动机、行为过程。经过历史的沉淀和岁月的洗礼，传统德治文化基因，充分汲取了传统文化中蕴藏的乡村治理智慧，有效整合了乡村社会中潜移默化形成的非正式制度，并与新时代乡村倡导的文明新风相结合，嵌入现代乡村德治体系，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中彰显乡村社会的伦理秩序与道德规范。同时，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德治，不等同于道德教化，对农民的道德教育和引导，不能简单粗暴地实施道德灌输，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农民大众、推进社会文明；德治，不能德治法制化，不能以公权力强制推行道德要求，更不能提出不切实际的道德标准强人所难，导致德治异化；德治，要兼顾“义”“利”，当道德与利益相遇，不能盲目排斥利益，忽视农民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要把道德与利益统筹起来，让有德之人有所“得”，推动乡村善治。

　　善治，是对美好的或理想的社会治理状态的一种描述，是对政府与基层社会、人民群众的一种现代新型关系的表达。民治为本、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可以说，“三治融合”而形成的善治范式，是对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之题作出的回答，是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的重大创新，是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经验，是在社会实践中发展了的经验，也是中国之治的经验。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