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姣素

　　读了龚鹏飞的长篇小说《燕子花》后，日渐陌生的故乡在碎片化的镜像中重返时间的河流，给人以心安吾乡的从容和安宁。故乡的山水，时代的记忆，在《燕子花》里逐一还原归位，望乡、逐月、睹物思人，昔日的乡村物语和场景在梦里浮出水面，温暖心房，触动灵魂，复活我们日渐消逝的往事。

　　《燕子花》以吕怀远的回乡见闻为视角，回忆了湖湘农村资江下游的人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活景象；以在场的触角感知时代的变迁，摹写了乡村小人物的群像，抒发了对这片土地的无限深情。作者试图重塑乡村版图，展现乡土中国的崭新形象，其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和文学叙事真挚感人，唤起人们对新农村的憧憬和追求。众所周知，在乡村在场的时代书写中，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暴风骤雨》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记忆和文学叙事的高峰。而《燕子花》中的湘北农村人物和方言俚语，以及特征鲜明的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也构建了资水下游一方山水的民间和传奇故事。

　　无独有偶，周立波是湖南益阳人，曾是《每周文学》的编辑。作者龚鹏飞也是湖南益阳资水下游的一方子民，亦是编辑出身。他们以同样的深情聚焦乡土，关注社会底层人物的悲苦命运。不同的是，龚鹏飞的《燕子花》整合的湖湘农村风景图谱具有新时代的变革风貌，以传统的文学叙事重塑了新农村的时代精神。

　　诚然，无论是小说创作还是非虚构抒写，乡土题材一直是作家们钟情和挖掘的宝矿。土地，是我们的立根之本；故乡，始终是我们的出发原点。大地无言，唯见故乡月明。而在不同程度的抒写中，我们会遭遇到经验写作的高度同质化问题，这也是作家们亟须突破的一大写作困境。

　　《燕子花》在同质化中另辟蹊径，它的布局构建在追溯往事、跟进时代的步伐中突出当下新农村的精神风貌。在土地这个亘古不变的主旋律下，既保持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又更新在场的时代记忆。作者从“老屋”出发到兴修水利、人民公社成立，到拖拉机替代了牛耕时代；从影视拍摄电台播音的发展制作反映农村变化的“农耕巨变”，到1996年前后自然灾害“大洪水”带给乡土大地的沉痛记忆；从“白沙村的河土”挖沙改造事件的种种，到“非典”“非洲猪瘟”……作者笔下昔日的乡村风景再现了时代进程中新的“乡土中国”。

　　长篇小说中的精神和人物在整体塑造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龚鹏飞长篇小说的结构叙事是把控自如、深谙其道的。《燕子花》通过整合新时代农村建设中的时代变迁，以地域性文化的特征和符号塑造了春瞎子、杨浩光、杨立生等一系列鲜活可感的小人物形象。其方言俚语特色鲜明，重塑了湖湘文化的农村风采景观，增加了小说的在场感和真实性。小说中的细节表现亦是纯熟有度，水到渠成。譬如“杨浩光”一节中——“我拿着这本《新华字典》到了学校。下课了，我就给同学查名字，并且有言在先，查名字的话，要么，就挤给我三点墨水，要么，就撕给我一张纸做纸炮。”学校生活中熟悉的场景再现让人无比怀念曾经少年时的天真和无忧，相信那个年代的人们都有过似曾相识的经历。而柳英的一心为公，勤勉履职的农村女干部形象同样给人烙下深刻的印记。他们个性各异，敦厚淳朴，见证时代，栩栩如生，是新农村中的人物形象的代表。

　　《燕子花》是一部歌吟大地的大书。燕子花在湖湘农村又叫紫云英，是田野里春的使者，是农人眼里的“化肥养料”。春耕一翻，它就把铺天盖地的美埋到地下，开始了一个故事的酝酿、一片土地的发酵……

　　（《燕子花》 龚鹏飞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