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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7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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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老树

  龚曙光

  入行做出版,没能赶上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井喷期。跨过世纪头几年,喷发暂息。我入行,恰好就在那个清冷时点。

  世上好些小行当,行外人看着不起眼,行内人看来却英才蔚起、风云际会。出版就这样。初进集团那几年,我的日课之一,就是认数祖宗牌位。除了清末王先谦、叶德辉等湘籍出版家,更多的,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业界攻城略地的“右派军团”“四骑士”,等等。其时他们多已作古,健在的也已退休,一时风流云散、星辰寥落。关于他们的传说,却始终都在。但凡谈及湖湘出版的种种荣光,这些人依旧是话题中心。倘与外省同行聊天,你若讲不出三五则有关他们的掌故,必遭质疑和鄙弃。

  这种同行间的闲聊,谈及最多的,是钟叔河先生。

  头几年,我和钟先生同住一个院子,后来我搬去近郊,先生仍旧住在院子里。先生所居的“念楼”,就在集团办公楼后面宿舍的二十层。照说可以时常不期而遇,其实相见一次很难。先生平素不散步、不串门、不聚餐、不送客,除了偶尔上医院查体或看病,几乎不下楼。如想见他,必得跑去念楼。

  先生同城交往的圈子小,除了朱健、朱正几位同辈旧好,便是周实、王平三两个忘年之友。先生不欢喜他人造访,假如事先未约妥,贸然跑去念楼,任你将那扇油漆斑驳的门敲烂,门里的保姆也不会把门打开。“天干无露水,老来无人情”,先生视这种往来应酬为浪费生命。或许正因世事通达,他才不愿纠缠在虚与委蛇的人情世故中。

  头回见先生,是我刚接手集团的董事长,去做礼节性拜访。办公室联系了好几次,先生才给了见面时间。乘梯上到二十层,楼道里光线昏暗,很费劲才找到那块竹刻的小门牌,上面是先生手书的“念楼”二字。“念”字除了是“廿”的谐音,应该还寄寓了先生的情感或者事业上某种心心念念的东西。先生深藏于心,外人也不敢妄加猜度。

  保姆将我让进念楼,领入客厅,说先生马上就出来。客厅显得有些窘迫,家什虽不多,但每样体量都大,若与房间的面积匹配,已属超大配置。虽叫客厅,看得出这里除了会客,还有更混杂的用途。可见,会客在先生的生活中,是件颇不受重视的事。东西两墙摆满书柜。柜里的书,开本、版本驳杂,且多为旧书,有的已破损,间或几本新的,都是先生自己或老友新版的著作。书柜顶上,挂着或摆着装裱过的友人手札、条幅,都是文化界声名显赫人物的手迹。客厅的正中,摆着一张英式斯诺克球台,台面深绿的绒布已褪色,看上去像一片久无赛事的足球场。球台的木框有些磨损,可见球台并不是一种摆设。先生有经常比赛的球友吗?好像过去是夫人,夫人走后,先生就很少开杆了,偶尔打打,那也是先生自己与自己比。这是先生主要的体育运动,但我猜想,或许更是一种精神运动。一个人屏蔽身外的世界,只把自己当对手,倒是令人生出些绝世剑客的想象。

  先生从里屋出来,一件白纱T恤,一条宽宽大大的蓝布短裤。魁伟挺拔的身体,几乎把门洞塞满。未等我开口,先生便用地道的长沙话抢先开腔:“不要来唦!咯热的天。”虽是客套,却也是心里话,表明他对这种礼节性拜访的不在意。先生在沙发上坐下,问我要不要开空调。季节还在夏天的尾上,有些热,屋里只有一台老式风扇,躲在房角静静地左右摇头。我说不用。

  那年先生七十六岁,看上去也就六十的样子。说话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带胸腔共鸣,听着中气十足。似乎觉出了气氛的些许拘束,先生旋即转移了话题。我感觉,先生对某件事不屑或不悦,便会制造一点尴尬让你感知,然后话题一转,将谈话变得轻松融洽。去见先生前,有同事告诉我:先生贼精,见人人话,见鬼鬼话,全无老学究式的古板乖张。我倒觉得,先生的精明圆通中,依然心有所秉,“性有所任”,只是让人有感即止,不会把人做绝,把天聊死。

  先生照例说到周作人,继之是胡兰成、林语堂、张中行、汪曾祺那一路作家。我知道,他是周作人的忠实拥趸,早年便与之通信。话匣一开,先生不是一般地健谈。他能将圣贤经典、稗官野史和民间掌故糅作一团,庙堂江湖、学界文坛的旧事新闻如数家珍。初听觉得信马由缰、随性散漫,回头一品,却句句都扣在话题上。尤其先生的记忆力和思想敏锐度,几胜青年。这一功夫,我只有在长先生几岁,自诩为湘西老刁民的黄永玉先生身上见到过。大概人活到相当年岁,文化做到相当功夫,都会具有某种生命的超越。

  先生自称少时顽劣,读书随性杂滥,能在兄弟辈中胜出,全凭几分灵性。高中未毕业,便跑去《新湖南报》当了编辑和记者。“文字靠天,文章靠练”,记者天天要出稿,那期间先生的文章得到了严格训练。1957年因言获罪,被划右派,并被判刑劳改十年。

  1988年先生提前退休,原因是在社内一次公开竞聘中落选。当时先生已调至岳麓社任总编辑。先生的落选,固然与选题取舍、社务管理有关,但根本的原因,应该还是先生职业眼界高,加上性情耿介,多少有些曲高和寡。可见先生的所谓精明,并未真正用到日常为人处世的细节上。以先生当时的地位和影响,他当然可以执拗地为落选讨说法,不退不让斗争到底,也可以让上面重新安排领导岗位,但先生选择了提前退休。这其中自然有不与为伍的傲世心态,更重要的,还是先生人生抉择的大精明,即屏蔽社里的是是非非和社会上的纷纷扰扰,躲进念楼,一心一意搞自己的编辑和写作,以退为进,以舍为取。当先生完全退守念楼,反而成了一个高居云端、可望而不可及的出版传奇。

  他以每日不辍的编辑和写作,开启了人生最笃实而华彩的时段。先生少时的顽劣秉性,悉数被熔铸到事业中。先生的“顽”,表现为对事业目标的执着坚守,三十余年如一日,领着社里的年轻人,编辑“走向世界丛书”,编辑周作人先生的文集;先生的“劣”,表现为不从流俗,不循定评,将自己对中国文化史、中国近代史,以及对中国近现代对外交流史的思想率直表达,使他的那些叙论和散文,成为考据有独径、立论有独见,文字老树精灵、思想超拔飞扬的文化精品。先生的文章乃至人生,由顽劣而至于精怪。

  这三十余年,先生虽“闭关”在念楼中,声名却日渐隆盛,影响却日渐深远。出版是名山事业,一辈子青灯黄卷地冷坐,也许能换来后世的些许声名,但也大多囿于读书界,如先生这般能走出文化人圈子,被当世奉为公共人物的,实在凤毛麟角。除了各类媒体的报道,出版界也接二连三推出了《众说钟叔河》《钟叔河书信集》等图书,助推先生成为一个具有时代标记的公共文化话题。

  作为一代文化偶像,先生的影响,一方面来自其编辑和写作,另一方面来自他与前辈和同辈文化名人的交往。先生编辑的多种图书中,影响最大的是“走向世界丛书”。在改革开放大门欲启未启的那一刻,先生将鸦片战争之后半个世纪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文字记录编辑整理,将那段悲摧时光中国人忍辱负重走向世界的坚韧毅力、坎坷心路展示出来,为当时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种丰沛原真的精神参照,同时也为中国近代史、外交史、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素材。这个工程浩繁的史料集成项目,耗费了先生半辈子的心血。尤其是亲自撰写的二十余篇叙论,凝聚了先生的思想、学问和才情,是中国当代既研究有据、又立论高蹈,既忧国忧民、又趁才纵情,既专注精深、又天马行空的史论。先生素倡短文,所著的散文,亦多短小精悍,而这些叙论却洋洋洒洒,都是非尽意而不收笔的大块文章。与清际作者的文字一并,今古互鉴,堪称双绝。

  先生素倡短文,所辑国学选本,都是寥寥数语、字不过百十字的短章。自己所撰散文,亦多一事一记,即起即收,文字如斧斫刀刻,绝无丁点拖泥带水。年初,先生为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编了一本国学读本,题名《学其短》。所选篇目均为百十字短文。每篇所配点评,文字虽精短,却足见先生性情的特立与文字的老辣。插画由著名画家蔡皋先生精心创制,画文相配,可谓绝世双璧。

  从第一次登念楼,至今差不多十五年了。我和先生,由同事变成了朋友、文友。先生依旧健谈,思维活跃一如往常;先生依旧健朗,身板挺拔一如往常。先生虽已年届九旬,然而气色与精神,的确不让花甲。我问先生是否常打斯诺克,先生说偶尔打打。他信奉人的健康主要靠精神运动。俗话说人活一口气,那是指精神要完足饱满。

  先生是不可模仿的。因其逆行的人生,他已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意外和例外。

  先生起身送我,立在门边显得苍劲而伟岸,仿佛一棵老树。在天山、长白山、阿尔卑斯山和热带雨林中,我见过那种历经风摧雷劈、树干满是疤痕,却依旧挺拔遒劲、生意倔强的老树。当地人会在树上挂满红色的布条,隔三差五供奉跪拜。眼前的先生,不就是这样一棵老树,一棵历难不死、成精成怪的文化老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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