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泽

　　让当时最高当局认为“颇滋物议”而至于妨碍给他立传赐谥的“所著书籍”，是郭嵩焘出使英国后发回总理衙门刊印的《使西纪程》。

　　光绪三年六月，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奏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请求将《使西纪程》毁版。接下来，张佩纶奏参，不仅要求禁书，还要求撤回郭嵩焘。

　　知道此事后，郭嵩焘有点想不明白，他在为反击何金寿奏劾所上的折片中说，何金寿所据为罪状者，在指摘日记中“并不得以和论”一语。《使西纪程》中确实有一段议论，说“南宋以后边患日深，而言边事者峭急褊迫，至无以自容”，“以夷狄为大忌，以和为大辱，实自南宋始”，而现在的形势与南宋不同，“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如此，怎么能不认真讲求应付之法，怎么就一定“不得以和论”呢？

　　郭嵩焘认为，办理“洋务”不当的重要表现，就是自己首先明确立场，以“玉碎瓦全”相激发，弄得没有立足的余地。观念和立场上的自我孤立，直接带来对策上的盲目。这种“主题先行”的做法，其来有自。他曾经指出，历史上的事，特别涉及国际关系时，必须“究知当日之情事”，才能有公允的理解。

　　以对于历史的理性认识为前提，不再被高亢的自我中心主义所主宰，郭嵩焘因此不仅可以从流行的议论中看出“厚诬古人，贻误后世”的历史偏弊，而且可以返回实情，还原是非。

　　有可靠的认知，才会有准确的判断。郭嵩焘说，办洋务必须讲道理，而且是讲全面的道理。什么是全面的道理？并不高深，只要“以之处己，以之处人，行焉而宜，施焉而当，推而放之而心理得，举而措之而天下安”就行。如果既不能“心理得”，又不能“天下安”，却人人自矜其气、自我鼓噪，这就是“妄人”了，妄人充斥的世界，情形可想而知。

　　事实上，郭嵩焘出使之前的言论，被指为“不容于尧舜之世”的出使本身，已经触犯了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郭嵩焘本人，对于所见分明的是非，对于自己洞若观火的判断，不免固执，尤其不能忍受为了个人“持禄固位博盛誉”而置家国大义于不顾，谋食不谋道。

　　一直以来，人们认为郭嵩焘的任事能力与人格魅力远在晚清中兴诸名臣之下，他无法把自己的事业做得风生水起，做得像左宗棠那样前呼后拥，做得像曾国藩那样集“功、德、言”于一身，做得像李鸿章那样左右逢源，失败的原因正在于他自己的性格。在我看来，这样的讲法似是而非。

　　首先，所谓“失败”就是一个中国式的“成王败寇”标准，不足以衡量一切人，尤其不能以之衡量变革时代的人物，在一个“坏时代”，“成王败寇”的标准，尤其远离人道。

　　其次，人与人的相处或共事，性格当然重要，但观念与思想同时主导着一个人的性格与人格，思想上不能相安，性格再好也无法真的相处妥帖。郭嵩焘与僧格林沁，与李湘棻、瑞麟、左宗棠等人的冲突，表面上看来是个性使然，实际上无不隐含了观念上的深刻对立。包括对于曾国藩，虽然情同手足，但他没有表现出类似刘蓉那样的尊崇，其实也在于郭嵩焘认为曾国藩“于洋务素非通晓”。其实，郭嵩焘对自己“勇于任事而轻于信人”“嫉恶太深，立言太快”以至于“一事乖方，椎心自激”的“质性之隘”，所见分明，但是，因为关乎是非，关乎家国大局，他虽屡屡告诫自己，却无法“吃一堑长一智”，让自己圆通起来。

　　再次，郭嵩焘的时代，在今天的反观中，最重要的国务就是洋务，观念的突破是最重要的突破，没有观念的突破，一切所谓事功，所谓作为，只能范围在传统的价值理想之中，也无法改变一次失败接着又一次失败的悲情局面。

　　（摘选自《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 孟泽 著 岳麓书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