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棠

　　10世纪后期至12世纪初，世界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不在黑暗的欧洲，不在酣睡的美洲，也不在尼罗河、恒河以及两河流域那些曾经拥有过古老文明的地方，而是在滔滔黄河的下游南岸，它就是我国北宋王朝的首都——东京开封，也有人称它为汴京。这个聚集了一百多万人口的巨大社区，以其“惊人耳目”“长人精神”的无穷魅力（《东京梦华录序》），屹立于时代文明之巅。

　　沉湎于享乐安逸的北宋王朝，后来被女真贵族的拐子马踏碎了。12世纪前叶至13世纪后叶，位于钱塘江口的杭州，当时称临安，作为南宋王朝的首都，取代了开封的地位。历史上声名最著的大旅行家马可·波罗从意大利威尼斯来到东方，他亲身领略了杭州的风采之后，便以极大的热情赞美这个“堪为世界城市之冠”的“天城”，称之为“令人心旷神怡熏熏欲醉”的人间天堂（《马可·波罗游记》）。

　　两宋三百多年间，东京、临安这两个超级城市，人口的高峰都远远超过了百万大关。风光旖旎的苏州、富饶锦绣的成都、位于南北东西交叉口上的交通枢纽鄂州（包括南市）以及濒临蓝色大海的泉州，其居民数量也先后到了四、五十万的水平。此外，北宋的西京洛阳，北京大名，长江岸边的江宁（南宋叫建康），湘江之畔的潭州，东南沿海的福州、广州等一批古老而又有新发展的城市，其居民数量也都达到过十万以上或者更多。

　　至于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之间的城市，北宋不会少于一百个。人口在一万以下的城镇，总数大约三千个。

　　宋朝城市就基本功能而言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县以上政权机构所在的城市，它们是一个有着政治隶属关系的城市系列，但其中大多数已经发展成为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多种功能的综合性城市；另一类是以工商活动为基本特征的镇集，它们不可能超脱于封建统治，但又不是封建政权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层次，它们的存在，不是政治的需要，而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就城市的数量规模而言，大宋帝国不仅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而且远远超出了同时代任何国家和地区。例如11世纪的俄罗斯共有86个城市，13世纪达到250个，最大的城市基辅不过数万人，还有将近10个大城市，人口只有1万到2万。11—13世纪，西欧城市的居民数量，一般是0.5万至1万人。直到16、17世纪，拥有4万人口的伦敦就已经是个庞然大物了。

　　城市，是人口、财富、智慧与享乐的集中，它是人类文明的主要生息地，又是文明的主要载体。文明不喜欢鲁滨逊离群索居式的孤独漂流，也不大欣赏平静绿洲上的牧歌生活，它爱交流，爱竞争，爱嬉闹，爱冲撞。越是在相互依赖、相互砥砺、相互角逐的关系之中，它越能焕发精神，越能发展自己。

　　宋朝成千的大小城市，不再是一些沉寂的政治孤堡，它们通过商品与文化的纽带，联结着，奔竞着，像一支庞大的船队，遥遥领先地驱驰在人类历史的征途上。

　　在现代读者看来，商店与机关、学校、寺庙杂处交错，是司空见惯的事。可是，历史画卷留下的真迹说明，并非从来就如此。在宋朝之前，却是另一种风貌。

　　先秦以来，我国古代城市的基本模式是一种严密封闭的街区结构。以唐朝的长安、洛阳为例，除了用高大的城墙封闭整个城市以外，在城内，皇宫被封闭。百来个居住区——坊，三两个商业区——市，又分别用围墙各自封闭起来，白天开放，黄昏关闭。坊与坊之间有若干条横直大街，大街两旁没有商店，也没有普通的民居。只有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僚府第才能临街开门。汉朝临街开门的资格是万户侯。走在这些大街上，听不到叫卖，听不到吟诵，当然更听不到打情骂俏。

　　这种城市的形制充分说明当时的商品交换极为有限。唐朝的长安就只有东市与西市两个商业市场，而且只做大半天生意。

　　商品交换的发展是决定社会交往发展水平的主要条件。人们之间如果不需要，或者很少需要物质的、精神的交换，彼此就必然生活在一种互不相干的冷漠之中。唐朝以及以往的城市，基本陷于这种冷漠。除了那些五陵少年疯疯癫癫以外，多数居民，特别是下层居民的生活，相当冷寂。没有交换关系的强烈熏陶，下层居民难以体验和认识自身的价值，只能充当统治阶级的附庸。

　　严密封闭的街区结构的松弛、裂变，在唐朝后期就开始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直到北宋中期，坊市制才彻底崩溃。从此，城市里所有通衢小巷都成了市场，而且夜市不禁。就连东京这条最庄严肃穆的御街，也变得熙熙攘攘，喧闹嘈杂，完全从冷漠中走了出来。这是我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大变革。

　　（《大宋梦华：宋朝人的城市生活》 李春棠著 岳麓书社出版。此文为该书引言，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