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平

　　那晚，我们一家人围坐在油灯下吃饭。

　　父亲说他明天一早去奉家山，在那至少得住半个月。母亲忙问去干嘛。父亲没正面回答，只是说学校已破败不堪，大队决定重建。母亲惊喜地说，那是大好事啊！父亲说好是好，只是算来算去，加上公社给的，大队自筹的，钱怎么都不够。母亲急了，问那怎么办。父亲一笑，说没钱就不建了呗。母亲急了，说那学校一定得建，不能再拖了。父亲点点头，说正是不能再拖了，他才明天就带人去奉家山砍树，这样不仅木料好就用，也能节约不少钱。母亲愣了愣，看着父亲，说那是一脚踩三县的地方，离家有五六十里，山深路险，少有人烟，又蚊虫蛇蝎多，湿气瘴气重，在里边砍树锯木，又苦又累，还有危险，能不能不去，或是让别人去。父亲摇摇头，说，作为党员，作为干部，就得去，就得带头去。母亲沉默了一会，说那能不能过了中秋再去，离中秋也就四五天了。父亲说不行，一天也不能耽误，明天必须去。

　　二十天后，在夕阳里，当父亲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都有点认不出来了。只见他头发长了，下巴尖了，眼睛眍了，黑脸上满是疱，右边的耳垂又红又肿，左手手背上还有一道伤口，刚结痂。父亲要我叫他，我却直往母亲后边躲。父亲捧着我的脸一亲，在凳子上一坐，指一下自己的头，说他脸上的疱是蚊子咬的，耳垂是蜂叮的，伤口是给檩子砸的。边听边忙着做饭的母亲抹了一把泪，说她每天都提心吊胆的。父亲嘿嘿笑了笑，一拍胸脯，说没事，虽然吃了点苦，但把木料都弄回来了，值得。这时我8岁，上小学二年级。

　　那天放学回家，我一进门，正在剁猪草的母亲一指桌下的鸭子，要我快给梅花婶婶送回去，等父亲回来看到了，又要挨骂。我提着鸭子刚要走，邻家陈大娘过来了，要我留着吃，别送。我正犹豫着，父亲进了门，要我赶紧去送。陈大娘拦住我，说父亲让梅花跟她儿媳和好了，脚打出了泡，嘴说破了皮，吃只鸭子那是应该的，再说梅花也是一片诚意，一片心意，得给个面子。父亲想了想，说，那好，鸭子留下，换一只鸡送过去。

　　晚上，电灯下，父亲边吃饭边跟我们说，给梅花婶婶换只鸡送过去，比直接送回鸭子更好，这样我们没有白吃人家的，人家也面子上过得去，往后也就不会再拿这拿那的了。他又说调解家庭矛盾，解决邻里纠纷，那都是应该的，是分内的事，一收人家的东西，那味道就变了。这时我11岁，刚上初一。

　　趁着早上凉快，我和父亲下地干了一阵活后，回家坐下喝粥。王大爷进了门，父亲连忙放下碗，喊他来碗粥，又问他有什么事。他说吃过早饭了，也没什么，要父亲只管喝粥。父亲说先给他办事，办了事再吃不迟。他说也没什么大事，就麻烦父亲给他开个证明。父亲说不麻烦，说着就拿来纸笔，开了证明，盖了章。

　　见王大爷出了院子，上了石板路，父亲才进门坐下喝粥。他对我说，人家大老远来，也是想赶个早，趁凉快，谁找到家里来肯定是有事，不能让人家等。正说着，学校的李老师又来了，说来替她爸扯张税票，过几天就是尝新了，肉能卖个好价。父亲忙放下碗，请李老师坐下。这时我17岁，过了暑假就上大二了。

　　一天晚上，我打电话给父亲，说组织上已批准我入党，即将在鲜红的党旗下宣誓。父亲连连说那就好，那就好，似乎比我还激动，还欢喜。半个小时后，父亲又打电话过来，说组织上批准了那只是组织程序上入了党，能不能真正成为一个合格党员、一个优秀党员，关键还是思想上、行动上要入党。父亲说了十来分钟，临挂电话时说等我下次回家，他再跟我好好说说。这年我28岁，本来组织上早就在培养我，但父亲一再告诫我，入党不能急，一定要条件成熟，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先入党。

　　父亲当了二十多年的村（大队）干部，后来又在镇上干了几年，在镇上光荣退休。

　　父亲的言行一直激励着我，鞭策着我，让我终身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