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周帙恒 贺威 刘燕娟

　　基层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只有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员发挥应有作用，党的根基才能牢固，党才能有战斗力。

　　1924年的一个夏夜，洞庭南岸的益阳，一间简陋的民房，伴随着新党员铿锵的宣誓声，湖南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成立了。革命火种如同屋内煤油灯，星光点点却蕴含无穷力量。

　　随后，处于党的组织体系神经末梢的支部，如雨后春笋般在三湘大地崛起，把这片红色沃土的共产党员紧密团结在一起。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一座座坚强有力的基层战斗堡垒，汇聚起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不竭力量。

　　1 湖南农村党建星火是这样点燃的

　　【特写】

　　1924年的一个夏夜，益阳县兰溪乡金家堤一间简陋房间里，摆了十来条竹椅木凳，两盏煤油灯拨得特别亮，照得满室通明。这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欧阳泽的家，屋内正在召开一场必将载入史册的会议。

　　夏曦代表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来到这里，宣布一项重要决定：金家堤支部成立，党员8人，欧阳笛渔任支部书记，直属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领导。中国共产党湖南最早的农村支部就此诞生。

　　【长镜头】

　　夏日的洞庭湖，波光粼粼，鸥鹭翔飞。

　　位于洞庭南岸的益阳，多丘陵、平原，自古就是物产丰饶的“鱼米之乡”。金家堤村离县城40余华里，与沅江、湘阴毗邻，地处偏僻。

　　“封建地主的剥削压迫，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各路军阀的残酷统治，在这国难家贫的危难之际，益阳境内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感愤于中国社会的黑暗，外出求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欧阳笛渔和侄子欧阳泽就是其中代表。”中共金家堤支部陈列馆讲解员胡蓉说。

　　出生在金家堤村的欧阳笛渔原本是个教书先生，1919年考到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受“五四”运动进步思想影响，投身工人运动，曾参加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不久，欧阳笛渔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上海的53名党员之一。

　　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之后，根据大会提出的“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这一中心任务，经党组织批准，欧阳笛渔从上海回到湖南，与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取得联系，回到家乡金家堤从事党建工作和农民运动，播撒革命种子。

　　欧阳笛渔联络友人办起了一个读书社，并招收了30多名学生。他一面组织教师、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宣讲革命形势，培养积极分子；一面又以读书社名义，组织他们进行社会调查，秘密进行党团员的发展工作。

　　1924年春，欧阳笛渔的侄子、新民学会会员——欧阳泽因病从法国回乡休养。他的归来，为欧阳笛渔增添了助力，叔侄携手共同开展革命工作。不久，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夏曦来到金家堤，与欧阳笛渔叔侄俩一起，商讨党团组织的组建事宜，秘密发展了刘昆林、余谷松、夏四喜、欧阳时运、邓星畬、曾慕颜等为中共党员。

　　1924年6月15日，夏曦代表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宣布中共金家堤支部成立。

　　党组织成立后，一方面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运动；另一方面，发展党组织，壮大共产党的力量。

　　1925年，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韶山休养，建立中共韶山支部。“从韶山出发，他徒步来到益阳考察农民运动和党组织的建立情况，并看望同学和挚友欧阳泽。”胡蓉说，第二天，在欧阳泽家里，欧阳笛渔将益阳建党的过程和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后，连连称赞，并指示要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掀起革命高潮。

　　金家堤党支部成立后，益阳县相继成立了中共兰溪高等小学支部委员会等7个中共支部，党员达50多人，为县一级组织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作为中国共产党湖南最早的农村支部，金家堤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广大农村地区建立基层党组织的发祥地。众多仁人志士为农民运动前赴后继、流血牺牲，他们是湖南基层组织的建设者，是革命历史的书写者，更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学习模范。

　　【画外音】

　　“中国共产党湖南最早的农村支部在金家堤建立，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客观条件。”省委党史研究院副院长王文珍说，这里外出求学的青年中，有两个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坚定的革命者。在当时全国为数不多的早期党员中，一个村就占两个非常少见，而欧阳笛渔和欧阳泽恰好都受党的派遣回到家乡开展党团组建工作。有了“播种”者，欧阳笛渔和欧阳泽又与夏曦保持了密切联系，使金家堤建党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

　　王文珍说，随着中共金家堤支部、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中共韶山支部等基层党支部先后建立，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积极吸收农民入党，扩大党员力量，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队伍建设和能力提升等，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发展。

　　2  湖南农村包产到户从这里起步

　　【特写】

　　1976年，华容河畔的万庾公社兔湖大队水草丰茂，大兴集体却还是让村民经常吃不饱饭。“为什么不分到户，分到户了饿死都不怪你们。”村民想“单干”的意愿强烈。44岁的支部书记陈克斌听从村民的意见，大胆作出了把田“包到户”的决定，让三队开展“小组固定、定额记工、分段验收、按产奖罚”的责任制探索。兔湖大队的一个小动作，开始了我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顺应民意中的萌芽。

　　【长镜头】

　　夏至时节，兔湖村瓜果飘香，稻浪翻滚。在万庾镇敬老院长住的老支书陈克斌，抽空回了趟村里。踏上新修的水泥通组公路，走过枣园、葡萄园、瓜蒌基地、水果玉米基地，看着一栋栋乡间别墅，陈克斌感慨万分。

　　“当时，大家就是为搞口饭吃。如今，美了富了强了。”陈克斌说。

　　“离不开您和父辈们打下的基础，留下的好传统。”现任村支书郭忠培说。

　　今天的兔湖村在解放前还是华容河自由涨落而成的水窝子，蒿草、芦苇长出一人多高，是湖区人家不可多得的柴草荡。来此逃荒的陈克斌正好赶上解放。这里组建了全新的兔湖村，人民政府兴修水利，一道坚固的河堤降伏了华容河这条肆虐的苍龙。从此，兔湖垸人民开始了建设美好家园的安定生活。

　　1962年，村民的生活比起解放前有如天壤之别。为了把村里搞得更活，村里把集体的土地借给农户种一季豌豆。春插、秋收都不耽误。陈克斌说：“冬季种一茬豌豆，一家人就可以收300到400斤豌豆，就有饱饭吃了。”

　　这是村里第一次用借田的方式，试验“包产到户”。

　　1966年，陈克斌开始担任支部书记。又过了十来年，大队里生娃多的、遭了自然灾害的还是为“吃饱饭”发愁。有了借田种豌豆的记忆，村民白树清跟陈克斌发牢骚，“娃儿多，你让我怎么搞，怎么不把田分了，分到户了饿死都不找你们。”

　　村民对兴集体拿工分的诟病也被编成了顺口溜。“身背一个筒，手拿一条龙，只管往前冲，管它治虫不治虫，我只要我的十个工。”唱的就是打农药走过场。

　　陈克斌心里也有一本账。“敲铃子”就出工、下工的搞法真的要改。

　　1976年，陈克斌跟公社里来办点的武装部干部商量，拿一个队试一下包产到户。就这样，兔湖的包产到户悄悄地开始了。

　　陈克斌说：“刚分的时候，省里来了个人，我们很害怕，但是他不讲好也不讲坏，听我讲了大队真实情况就走了。”这让陈克斌敢放心放手去干了。

　　党支部集体商量，拿出了分田到户的方案。分到户后，清早、傍晚、下雨的时候都有人下田做事。到了年底，包产到户的效果出来了，水稻和棉花亩产增加100至200斤。

　　大队集体办起了小卖部、苎麻场，集体经济也有了起色。陈克斌说：“有了钱就搞建设，修电排、修机埠，修了7个，不怕内涝了。”

　　1978年春，华容县部分大队、生产队效仿兔湖垸三队的做法，获得增产增收。到了1979年，兔湖垸就正式完成了所有耕地包产到户。

　　1981年10月，省委在华容、沅江两县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号召推广华容、沅江等地的包产到户经验。1983年底，全省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占总数的99.8%。

　　【画外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从恢复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时间节点。因此，也不难理解在此之前，我省农村零星出现由党支部推动的‘包产到户’，这是田野里的实事求是，是历史的必然走向。”湖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杨晶说。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基础。杨晶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农村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必由之路。”

　　1982年，中央在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提出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党的基层组织应侧重抓好宣传和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研究解决生产中的重大问题、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抓好党员教育等六项工作。

　　杨晶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经济制度，不管什么条件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还是必须要发挥。这说明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3 湖南农村小康生活这样拔节生长

　　【特写】

　　1982年，31岁的王安全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决然地把自家3亩水稻田改种西瓜，成为村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彼时的凤凰县菖蒲塘村靠天吃饭，全靠种植稻谷、玉米熬日子，“不种粮食种水果，当得饭吃吗？”不少村民提出质疑。

　　谁也没有想到，因为这次试种，犹如一把“金钥匙”，开启了菖蒲塘村产业调整之门。而后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的王安全，发动村党支部成员带领村民走上了“花果满山”的致富路。

　　【长镜头】

　　6月下旬的菖蒲塘村，果园里挂满了诱人的果实，青绿色的柚子、鸡蛋大小的猕猴桃挂在枝头上、躲在藤蔓下，煞是可爱。

　　猕猴桃园里，70岁的退休老支书王安全带着20多位村民正在查看猕猴桃长势，讲授常见病虫害防治知识。

　　“菖蒲塘过去穷，我们靠山吃山，正是靠种植水果，一步步发展起来。”说起菖蒲塘村发展历史，王安全历历在目。

　　上世纪80年代，菖蒲塘村是一个田少（人均0.5亩）、水缺、路烂的穷村。村支两委认为，400多亩田种水稻、1000多亩沙地种玉米的生产方式，没法让村民过上好生活。

　　穷则思变，党员村干带头走出村子，到外地寻找发展门路，学习先进技术。

　　为了发挥党员示范作用，王安全第一个把自家的稻田搞成试种场和母本园，开始试种西瓜、扫把草、葫芦等见效快的短期作物。

　　“之所以选择这些短期作物，是因为心里没有底气，万一效益不好，来年还可以改回种田。”谈起第一次产业调整，王安全仍记忆深刻。

　　没想到这次大胆的尝试竟然成功了，西瓜、扫把草、葫芦一时成为“摇钱树”。尝到甜头的王安全等人继续探索产业调整：1985年种植蜜柚，1988年种植椪柑，1995年种植猕猴桃……

　　见村民跃跃欲试，王安全发动村党支部成员带头种，并给村民赠送猕猴桃和蜜柚苗木，让大家跟着种。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改”，靠党组织发动和党员带头示范，菖蒲塘村目前水果种植面积近8000亩，户户有产业、人人懂技术。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就得主动担责、踏实做事。”王安全说，在脱贫攻坚中，村党组织发挥了“主心骨”作用，带领村民大力发展产业，并把懂技术、能经营、善管理的种养大户培养为党员。现在村里已成立党委，党员发展到106名。

　　王安全退休后，2019年，37岁的村党委书记周祖辉“接棒”。此前，菖蒲塘村与周边马王塘村、长坳村、樱桃坳村合并，成立新的菖蒲塘村。在原有4个村党支部的基础上，新成立水果产业、旅游产业、女子嫁接队、周生堂公司4个功能型党支部，以及旅游服务、产业技术服务、柚子产业、猕猴桃产业4个产业党小组，率先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党组织成为增量提效、培管销售等发展方面的“尖刀利器”，推动党员群众“跟党一起去创业”。

　　“功能型党支部和产业党小组的重要任务，就是带动村民学习技术、发展产业。”周祖辉说，为了让全村村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的红利，村里明确57名党员、28户产业大户、17名致富能人担任产业互助小组组长，共结对帮扶612户村民发展产业。到去年底，全村132户贫困户全部脱贫，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5481元。

　　今年1月，菖蒲塘村完成换届选举后，村主干平均年龄45岁，超过半数有大学文化。“党组织更强了，我们更有信心带领菖蒲塘人走上以产业兴旺推动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周祖辉说。

　　【画外音】

　　“农村党支部是党组织在基层的战斗堡垒，实现农村发展，建好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关键。”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李美玲认为，在农村发展过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集中体现为政治引领和服务，一是坚决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二是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她表示，新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学深悟透中央精神，深入了解本地实际，始终以人民心为心，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为提高服务农村发展效果，农村基层党组织还必须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基层队伍素质，造就一支懂政策、懂农业、爱农民的基层党组织工作队伍，真正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

　　■记者手记

　　织密基层组织这张“网”

　　周帙恒

　　治国安邦，重在基础；管党治党，要抓好基层。回顾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把抓基层强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

　　1921年7月，北京、上海、长沙等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派代表来到上海，中共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星星之火，燎原神州。洞庭湖南岸的金家堤建起了湖南最早的农村支部，萍乡中共安源支部带领工人开展大罢工……通过织密基层组织网，中国共产党充分凝聚力量，赢得了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基层党组织建设也经历了从破旧立新、创新发展到全面建设的阶段。

　　支部强不强，要看“领头羊”。从华容河畔，支部书记拍板把田“包到户”；到武陵山坳，支部书记第一个“吃螃蟹”，从稻田里找到了致富的“金钥匙”，一支守信念、讲奉献、有本事、重品行的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使党的执政基础坚如磐石。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只有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战胜新发展阶段面临的新挑战提供强大组织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