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华

　　我老家在长沙望城，是雷锋家乡人。我家的对面，有一尊“雷锋笑了”的巨幅雕塑，每天都可以看到，经常会由“相”而“思”。加之，自己的专业又是伦理学，关注雷锋精神研究，也是自然。

　　坦率而言，关于雷锋精神的研究成果真的不少，但真正有学理深度的却凤毛麟角。其原因，除了我们习惯于对这种精神那种精神进行描述而唯独没有精神哲学的提升之外，也缺少对某种精神产生的社会性背景与机理的个性化分析，感觉高大上，实际学不来。近日读得湖南工商大学邓建伟博士的《雷锋精神生成机制的社会学研究》（以下简称《机制》），有耳目一新之感。

　　雷锋精神无疑是中国精神族谱中的华丽篇章，也是中国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着指引人们精神生活的巨大力量。过去，我们更多关注雷锋精神是什么和雷锋精神是否过时的问题，而很少去思考雷锋精神何以产生、雷锋事迹何以能成为时代精神的一部分。

　　其实，任何一种精神的产生，既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也与个人成长的个性化因素相关，前者决定了这种精神的普适性，后者决定了这种精神的独特性，而这种普适性与独特性都只有深深扎根于社会土壤之中，才能实现完美结合。换而言之，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中，出现某种精神，既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既是可以普遍仿效的，也是不可单个复制的。这就是精神社会学的视角，以区别于精神哲学，因为“时代的”毕竟不同于“社会的”，后者较之于前者，要具体生动得多。《机制》就是选择精神社会学的这一新视角，而精神社会学更注重的是精神的外部环境因素影响。

　　雷锋精神的产生固然有雷锋的个性因素，但无不是他所成长、生活、工作环境的产物。《机制》没有去描述雷锋所处时代的宏大背景，而是以雷锋的出生地——望城作为起点，从地方文化的浸染开始。望城是希望之城，民风开放，地方文化发达，号称陶艺之乡、戏曲之乡、剪纸之乡、诗联之乡、书画之乡。望城人心灵朴实，勤奋手巧。正是这样一种文化氛围，型构了望城人民的角色与关系模式，也是了解与理解望城人的“入口”。这就使我们不难理解雷锋为什么能对专业技术精益求精，为什么乐于成为“钉子”。

　　又如，一个人成为什么，肯定与他从事的职业有关，或者说，你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基本上就决定了你是怎样的人生。雷锋所处的时代是计划经济时代，社会分层并不复杂，主要是农民、工人、干部三种身份，而工人与农民被视为社会“最可靠的人”，雷锋一生除了当兵，就是干的工人、农民的活。

　　雷锋最能感动我们的就是他的“螺丝钉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不图名利、服从祖国需要、即便没有“润滑油”也要不停运转直到牺牲自我也无怨无悔的精神。这种钉子精神不可能产生于“官家”“富二代”之中，只能是“底边文化”浸润的产物。所以，雷锋不同于王继光、邱少云，更不是陈景润，每一个英雄模范的精神都是个性化的，也正是这种个性化决定了可供学习模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机制》一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对雷锋成长的背景进行微观分析，通过访谈法和精神分析法，还原雷锋的本来面目，彰显雷锋精神的个性特征，把雷锋从圣坛上请回常人世界，让雷锋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比性，让雷锋有可复制性。雷锋确实没有轰轰烈烈的业绩，没有什么感天动地的事迹，但他像许多青少年一样，有文学梦、爱美、渴望爱，希望拥有快乐的生活，正是这种平凡和质朴造就了他真实可靠的人生，也正是这种真实可靠，造就了雷锋精神的特质。他不像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里产生的英雄，而是具有普遍的可模仿性和复制性，人人可以学，人人可以做，并且很容易做到。做平凡人和做平常事是雷锋精神得以延续甚至被世界所认同的根本原因。

　　《机制》通过社会学研究方法，给我们展示了一幅雷锋精神产生的生动图景，并给我们如何学雷锋提出了深刻启示。这种启示就是告诉我们：雷锋精神就是凡人精神，就是百姓精神，就是大众精神，这就是雷锋精神的生命力所在。

　　（作者为中国伦理学会常务副会长、武汉大学教授。《雷锋精神生成机制的社会学研究》 邓建伟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