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昕孺

　　它其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故居，因为它的主人从没在这里住过，甚至，连看都没看过它一眼。当然，他不会不知道。同治六年二月，富厚堂竣工，督办此事的四弟国潢向他报喜，他闻之“深为骇叹”“忧灼曷已”——富厚堂修建耗费了七千串钱。奢靡乃士宦之恶习，他曾誓不为之。“何颜见人！”这难道是他再未踏足桑梓的隐痛？

　　“富厚堂”是他的手迹，却非他题写，由后人集字而成。“富”写得最宽，也最别扭和支离，应该是他很不喜欢写的一个字。“厚”中飞出一把匕首，不除妄念无以成宽厚，那一撇蓄足了劲道，挂在门额，足以警示。“堂”缩得紧紧的，像一个正直而谦恭的儒士，在向来宾们鞠躬致意。

　　平心而论，作为一座“侯府”，富厚堂称得上庄敬而朴素，顶多是低调的奢华。这座占地4万平方米的明清回廊式建筑，一点也不唐突周围的环境，它背后的鳌鱼山和前面的水塘均呈半月形，富厚堂因了这山与水的簇拥，宛如伫立在一轮满月中的广寒宫。你也许会觉得奇怪，它如此宏阔浩大，屋前竖立着巨幅“帅”旗，却丝毫没有官府气、军营气，一张窄窄的门，像张开的欲言又止的嘴，耐人寻味——是的，富厚堂用多得数不清的天井和庭院向天地山川敞开自己，坐北朝南，牵东挽西，却屏蔽了浮华，收敛起声势，蕴蓄着一股绵绵不绝的古雅苍寒之气。

　　这个院子唯一让主人满意的是藏书楼。藏书最多时达30万卷，为中国最大的私家藏书楼，也是府中最为打眼的建筑群，掩映在东边一片深茂如海、浓阴匝地的山林里。那里，古樟高耸入云，枝叶繁密仅可透风，连雨都漏不下来，裸露的树根像一只紧紧抠住大地的巨掌，让人在宁静中感受到一种不动声色的伟力。

　　藏书楼有三层。十多年前，我第一次来，能上到二楼。书早已不存于此，仍有不少空空如也的木质书架，像一副副“灵魂的骨骼”，饱经沧桑，看上去那么脆弱，不堪重负，但每一个条格、每一块木板，都散发出幽幽暗光，不经意地吞吐着沉郁如铁又轻灵如烟的书卷气。我觉得它们是满的，从来没有空过。

　　一整部中国文化史囤积在这里，哪怕将它烧成灰烬，那灰烬里也有无数束光，那气息里也有无数个梦，何况这楼宇轩昂依旧，深邃的回廊、曲折的过道、通透的百叶窗，被素蟫灰丝永久占据的角落，随意涉足、观摩，都能感知到文明婴孩般的奇妙心跳和母语越过千年的悠长叹息。

　　现在，上二楼的阶梯都被封了。这是对的。行旅之人，一旦成为大巴车里的“游客”，多半就闭塞了心智，他们手脚太重、声气太粗、欲望太盛，倘若悉数涌入藏书楼，这个历经百余年的斯文之地如何吃得消！

　　恰逢周日，好几台大巴运来不少游客，包括我们。游人如流水，从这间房流向那间房，从这个院流到那个院。我先去了藏书楼，待那里人潮汹涌起来，便往后山走。山上也是人声鼎沸，我又下山，摸索到了堂后走廊，那里一根根披着青苔的石柱和因剥落而显得伤痕累累的墙壁，对游客没有吸引力。人之鲜至处，往往能看到时光的真面目，它或许能还原某种现场，哪怕那现场只是近乎梦境的虚幻。

　　站在曾氏兄弟母亲卧房的后窗下，我悄悄朝里探看。那个读书笨笨的少年，那个毛病很多的青年，便闪入眼帘。慈颜在上，他决定像蛇蜕皮一样让自己涤旧生新，即使科场得意，他也毫不留情地闭关翰林院，埋首苦读，将诚意、恭敬、谨言、静心、有恒作为每天的功课……不觉间，我来到富厚堂东边的思云馆——“思云馆”三字是他亲笔题写，这房子也是他亲自建造的——贴山而立，简陋得仿佛想要缩进山里面去。他还在门上撰写了一副日后不知影响多少人的对联：“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静；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望云思亲，望云亦养心，居丧如同修行。当从这里再度出山的时候，他的胸襟、格局和气度就完全不一样了。

　　同治三年，九弟国荃攻占东京，“三千里长江上下，无一不挂曾字旗”，曾氏兄弟风头一时无两。国荃意气飞扬，踌躇四顾，不料兄长一面上奏，让国荃辞职返乡，一面裁撤湘军，自剪羽翼。国荃满腹怨诽，一肚牢骚。为了安抚最疼爱的九弟，他在这一时期写了大量的家书，其中一封写道：

　　“吾辈所可勉者，但求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遽希千古万难攀跻之人……不若就现有之功，而加之以读书养气，小心大度，以求德日进、言日醇，譬如筑室，弟之立功已有绝大基址、绝好结构，以后但加装修工夫，何必汲汲皇皇，茫若无主乎？”

　　哦，原来他并不反对建大房子，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把一座“富厚堂”修筑在自己心里——富以学养，厚以德行——这样，战功赫赫时方能想到倚天照海，穷愁潦倒时亦不会失去流水高山。

　　那一整天，我在富厚堂喧嚣的人群中看到的都是孤独的事物：平静的老井、干涸的水缸、无人安坐的椅子、落满灰尘的楼梯、仿佛刚刚挽起蚊帐的旧床……它们似乎在心照不宣地等着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