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 

　　2005年版《鲁迅全集》共收入书信1526封（不含附录所录），现在从其中选录258封编为《鲁迅书信选集》。选录的标准是与他生平事迹有关的，或者表示了他对历史文化和学术方面的重要意见的，纯粹事务性的来往信件没有选录。

　　我们如果要了解鲁迅各个时期的处境、生活状态，最好的办法就是去看他当时写的书信。他现存的最早的一封信是1904年在仙台写给友人蒋抑卮的，从其中可以看到他当时生活、学习种种情形。

　　看他1926年从厦门写给许广平的那些信，就知道了他在厦门大学的情况。

　　看了1927年5月30日给章廷谦的信中说的：“不过事太凑巧，当红鼻（指顾颉刚）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楣之至）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然而顾傅为攻击我起见，当有说我关于政治而走之宣传，闻香港《工商报》，即曾说我因‘亲共’而逃避云云。”就知道鲁迅因为不愿和顾颉刚共事，早在政治形势突变之前就决定离开中山大学了。

　　看了1927年10月21日给江绍原信中所附许寿裳来信，就知道大学院设编译处，延请鲁迅为特约著作员是怎么回事。这事当时于鲁迅一家的经济生活是颇有关系的。

　　1931年初柔石被捕，谣传鲁迅也被捕了，他为此写给李秉中的信中说：“老母饮泣，挚友惊心。十日以来，几于日以发缄更正为事，亦可悲矣。今幸无事，可释远念。然而三告投杼，贤母生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生丁今世，正不知来日如何耳。”“时亦有意，去此危邦，而眷念旧乡，仍不能绝裾径去，野人怀土，小草恋山，亦可哀也。”可以看出他这时悲愤的心情。

　　1932年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鲁迅住所正在火线中，仓促避难的情形，从他2月29日给李秉中的信中可以知道：“上月二十八之事，出于意外，故事前毫无豫备，突然陷入火线中。中华连年战争，闻枪炮声多矣，但未有切近如此者，至二月六日，由许多友人之助，始脱身至英租界，一无所携，只自身及妇竖共三耳。幸俱顽健，可释远念也。”

　　鲁迅晚年受到的迫害，在他给友人的好些封信中都说到了。例如1933年11月25日致曹靖华的信中说：“风暴正不知何时过去，现在是有加无已，那目的在封锁一切刊物，给我们没有投稿的地方。我尤为众矢之的，《申报》上已经不能登载了，而别人的作品，也被疑为我的化名之作，反对者往往对我加以攻击。各杂志是战战兢兢，我看《文学》即使不被伤害，也不会有活气的。”1934年11月28日致刘炜明的信中说：“现在当局的做事，只有压迫，破坏，他们那里还想到将来。在文学方面，被压迫的那里只我一人，青年作家，吃苦的多得很，但是没有人知道。上海所出刊物，凡有进步性的，也均被删削摧残，大抵办不下去。”

　　鲁迅1933年和郑振铎合编了一部《北平笺谱》。1934年2月9日他写信给郑振铎，谈到将《北平笺谱》分赠各国著名图书馆的事，信中说：“英国亦可送给，以见并无偏心，至于德意，则且待他们法西结束之后可耳。”可见他对法西斯主义的厌恶，同时也表明他觉得，希特勒德国和墨索里尼意大利的法西斯统治是可以等待它结束的。

　　瞿秋白对于鲁迅做的这些工作评价很高，他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说：“这时期的争论和纠葛转变到原则和理论的研究，真正革命文艺学说的介绍，那正是革命普洛文学的新的生命的产生。”可是只过了三年，1936年2月19日鲁迅在回答青年读者夏传经的信中说：“我所译著的书，别纸录上，及编译的，惟《引玉集》《小约翰》《死魂灵》三种尚佳，别的皆较旧，失了时效，或不足观，其实是不必看的。”在“别纸录上”的书目中，就包括卢氏《艺术论》《新兴艺术的诸问题》、普氏《艺术论》《文艺与批评》《文艺政策》。这些都是他认为“失了时效，或不足观，其实是不必看的”。几个月之后，鲁迅即与世长辞，这应该是他最后的意见了。

　　从上面所举的一些小例，就可以知道阅读鲁迅的书信对于了解他的生平和思想有多么重要。这部《鲁迅书信选集》所选的虽然不过现存书信百分之二十弱，似乎可以看作他的一份自述了。

　　（《鲁迅书信选集》 朱正 编，岳麓书社出版。本文为该书序言，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