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进军

　　又是母亲节，但母亲去世一年多了，她住在明阳山陵园。

　　那里可以遥望浏阳河。右上亭子处，有一棵梨树。母亲的一生就像清明时开的那一树梨花，纯真而孤独。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陷入政治运动漩涡，母亲被迫离婚。她独自一人带着我与刚出生的妹妹，进行艰难的人生跋涉。在我的记忆中，无论受到多么不公平的待遇，她对党的信仰始终不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党叫干啥就干啥”的赤诚之子和工作狂。

　　母亲在区委工作，用她同事的话说：每天到得最早，走得最迟的就是姚大姐。办公室的卫生好像属于她的专利。那时没有一次性茶杯，接待都是用瓷杯或洋瓷缸子。她从家里带去盐，用手沾着盐把杯子里里外外擦洗得干干净净。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基本没有休息日。要么值班，要么赶写材料。她有一大堆理由帮助别人：这个年轻的正谈恋爱，得给他时间；那个女同志孩子小，得有人照顾；那个父母身体不好，需要人陪护……办公室的所有人都值得她关心，唯独没有自己。

　　母亲对政策与上级指令从来都是坚决执行，让一些人对她的不近人情产生误解，甚至怨恨。有好心人提醒她：要学圆滑点，做事莫那么呆板。她左耳听右耳出，依旧我行我素。

　　当时我小舅借调到人民公社，凭实力完全可以转正成为干部。妈妈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需要年轻人努力。因为这句话，小舅放弃机会回乡务农。

　　单位每年评先进，是人们瞩目的焦点。母亲的票数不少，但她都尽量推让。当时几年才调整一次工资，而且是按照单位人数给予一定比例名额，择优提高工资级别。这是人人求之不得的福利与荣誉，母亲却数次把到手的名额让给别人。

　　那时，家里的开支全靠母亲工资，还有农村亲友需要帮衬。捉襟见肘的日子，母亲还不忘帮助别人。

　　母亲用她微薄的收入相继资助了十多个贫困生。有因父母亲病故不能上学的，有意外事故被烫伤的，各种因天灾人祸而失学的孩子，只要被她遇见或者听到，她都想方设法给予帮助。其中，最让她自豪的是，一女生因为她坚持不懈的资助，考上国防科技大学，读研后留校工作。

　　得知这名女生考上了大学，母亲高兴之余，买来棉花，请人弹了8斤与4斤的两床被子，并配套买了四床被套送给她。女生告诉我母亲，学校是部队的，穿的盖的都有发。母亲就把两床棉被与被套分别送给了女生的家人及另外一个她资助的学生，余下的两床被套让我们姐妹选。当得知缘由后，妹妹赌气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别人选剩的给我，究竟谁是你亲生的？”是啊！我结婚时，母亲也只给我弹了一床棉被。

　　因为母亲对扶贫的热心，我们家日子总是紧紧巴巴。而她，更是恨不能一分钱掰做两分钱用。内衣内裤，能补则补。剩下的饭菜，不舍得丢掉。饭粒夏天干得咬不动了，她用水煮煮又是一餐。

　　有时候我忍不住说她：“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还要负担那么多人，有几个人记得你？”

　　“做善事如果想图回报，就是目的不纯。”她的回答，让我深感惭愧。

　　我参加工作后，虽然每个月工资如数交给她，她也没有积蓄。待我成家后，她也常因入不敷出而求助于我：“我身上没零钱了，你能不能应一下急？”说这话时，一贯好强的她总脸色绯红。

　　母亲退休后，我们姐妹松了一口气：她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谁料她又一心扑在公益活动上，为希望工程，为关工委工作。有时为了落实扶助学生的真实状况，她不顾病痛，走村串户，非要掌握一手资料才放心。我们看她那么累，劝她：“扶这个也是扶，扶那个也是扶，干吗那么死心眼？”

　　她一本正经地说：“这钱都是大家的爱心款，容不得半点马虎。”

　　母亲爱学习。她工工整整摘抄了许多党史知识以及名言语录，给年轻人讲党史、忆苦思甜。走访贫困户她就讲政策、讲乡村振兴。对少年儿童，她会从秋收起义讲到遵义会议，从过去的一穷二白讲到现在的丰衣足食，从雷锋到焦裕禄，引经据典。有时她为了核实讲课资料中的史实，还发动我与外孙帮助查找。

　　小区内，她深受孩子们的欢迎。有的孩子因为父母工作调动或居住条件变化搬走了，但放寒暑假，就缠着父母：“让我回姚奶奶那里去好不好？”

　　去年三月，长沙县机关党委杨书记参加母亲的追悼会，动情地对我说：“我参加工作的第一课，就是姚娭毑讲的，至今记忆犹新。”

　　母亲去世后，我们清理她的遗物，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一纸遗嘱，写着不收礼，不开追悼会，代交党费2000元。还有一大袋立功奖牌与荣誉证书，见证着她走过的人生。

　　这，就是我的母亲，老共产党员姚杰。

　　她让我理解了余秋雨的话：生命是一树花开。或安静或热烈，或寂寞或璀璨，都有美丽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