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山

　　3月初，杭州江南实验学校宣布，该校将在新学期发起一场“书包改革”：学校一、二年级的学生，周一到周四可以不背书包上下学。这场关于书包的改革，得到了很多家长和老师的正面评价。

　　据该校一副校长介绍：“对于一、二年级不背书包，三年级书包减重，学校要逐步优化，分阶段、分需求、分层次地来做这个事情，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低年级不背书包，高年级书包减重，让孩子们欢欢喜喜到校，开开心心回家。”

　　中小学生书包重，由此兴起的“书包减负”并不是新鲜的话题。2018年年末，由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中小学生减负措施》重磅出台，被称为史上“最严减负令”，剑指中小学课业负担重这一痼疾。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来自学校、家长的抵触情绪，使“减负令”频遭软抵抗。

　　书包太重显然不利于课业减负，还影响孩子的发育，需要重视起来。“减负先从书包开始”没有错，可单就减负来说，小小书包并非课程负担重的祸首。每天科目固定、学生要完成的任务多，导致作业多、课辅资料多，这才是书包沉重的主要原因。

　　在为中小学学生减负呼声日高的今天，显然单从书包的重量无法检验出减负的效果。即便书包的重量减轻了，学生课业负担未必能随之减下来。书包反映了学生在校期间的课业负担，而在校外，就绝非书包轻重那么简单了。升学压力不断增大，学校家长的焦虑无从消除，即使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减少，各种校外培训机构的“精心安排”也是“挡不住的诱惑”。

　　可见，减负涉及诸多方面，绝非单靠减轻书包重量或不背书包就能做到。书包变轻了甚至不背书包，并不意味着学业负担一定减轻。以书包判断课业负担轻重未免偏颇，要减轻书包，更要把为学生减负的心力用在书包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