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的“上新”，引发各界围观和热议，也掀起又一轮对考古文化的探究热潮，其中，三星堆和二里头的关系尤为引人关注。从中原文化代表的二里头，到带有神秘色彩的三星堆，“撞脸”的文物、“夸张”的面具、“奢侈”的祭祀……其中经历了什么，又昭示着什么？

　　记者就此近日采访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王巍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考古队领队赵海涛以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

　　记者：二里头与三星堆，是否有文明层面的某种关联？有哪些交流的痕迹？

　　赵海涛：二里头文化的繁荣阶段明显早于三星堆青铜文化繁荣阶段，两个地方相距千里，相对独立，都有各自的文化发展谱系和脉络。但从两地部分出土文物的相似度来看，二里头文化对三星堆文化的辐射影响明显。从器物特征和所代表的内涵来看，二者的文化交流主要表现在上层礼制方面。

　　雷雨：三星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联系较多，三星堆很多东西与二里头有渊源关系，比如玉戈、玉璋、陶盉、高柄豆、觚型器、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等，构成了一个清晰的器物群联系纽带。二里头和三星堆在地理空间上一北一南、一东一西，两者之间肯定有一个文化传播的中间地带。

　　记者：从二里头到三星堆，我们能否印证一些中华文明的发展特点？

　　王巍：当然。中华文明的发展特征是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距今约5000年这个时期，包括成都平原地区在内，各地都有迈向文明的进程。到了夏商时期，这种文明的交流互鉴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格局开始形成。一个重要的表现是铜器及其制作技术向周围的传播；另一个便是玉石礼仪用具所代表的礼仪制度向周围的传播。随着中原王朝势力力量的增强，其对周围广大地区的影响成为交流的主要形式。当然，交流是相互的，我们可以看到甲骨文当中，有“商王伐蜀”的记载，跟蜀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赵海涛：至少从3600多年前，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与长江流域的古蜀文明交流、互动，直到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归入中央王朝的统治范围，是中华文明多地起源，并存发展，通过频繁紧密的文化交流，最终走向一体化的生动体现。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说明，至少从二里头时期开始，中原地区和成都平原地区就有着比较多的交流，这种交流改变了成都平原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文化发展的模式和内涵，开启了成都平原地区随着中原地区文化发展进程而变迁的新阶段。

　　记者：这两个遗址目前挖掘的只是冰山一角，都还有许多未解之谜，专家们最感兴趣、最关注的是哪些？

　　王巍：对二里头来说，最值得关注的谜团首先是王陵所在。原来只发现遗址中的宫城，现在发现“井”字形的道路把遗址中心部位分成了9个格，每一个格里都有高级贵族居住和墓葬，这不是我们原来以为的中间一个宫城、周围都是老百姓的格局。我们也期待是不是有更高级的墓葬，跟王相联系、相匹配的等级；第二是文字，因为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应该有很长的发展过程。对三星堆来说，我关注的点有三个：首先是到底有没有文字；二是三星堆发现的这些坑里的东西，是在什么情境下使用的；三是此地是否跟境外文明有联系。

　　雷雨：三星堆是“正在进行时”的考古项目，我知道公众一般会关注“祭祀坑”里的器物，当然这个没错，但除了这些精美的器物，我建议公众可以把一些关注点投入到我们对考古信息和历史信息提取的成果方面，比如土壤、植物、动物、古DNA、一些微痕的分析等，毕竟器物能够反映的只是少部分人。如果能提取出来，土壤里蕴藏的信息是方方面面的，比如说3000多年前三星堆一带的环境、气候、动物，包括三星堆出土的象牙，是不是完全是本地产的？会不会有一些是通过贸易过来的。至于宫殿区、作坊区、高等级墓葬区的调查与勘探对于全面构建三星堆古城完整体系至关重要，考古人正在不断接近令人仰望的真实历史。

　　从二里头到三星堆，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进程的又一实证。由此，我们看到，文物和遗迹还原的、因岁月流逝而风化腐蚀的历史细节；我们感悟，中华文明基因就在交流融合中传承延续；我们感慨，中华文明悠悠上下五千年，多元兼容造就中华民族强大张力；我们感动，几代考古人砥砺前行，耕耘考古事业，还原历史真相。（据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