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易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遣大夫张仪、司马错率兵伐蜀，蜀王战败，后为秦军所杀，古蜀国就此覆灭。亡国阴霾下，古蜀国王公贵族何去何从？

　　大约汉代的一天，大鸿胪荆文君在府上遭遇飞来横祸，在宫中出任黄门侍郎的儿子荆中，因得罪皇亲国戚，罪该当诛。皇帝念在荆文君昔日平定羌人有功，赦免了荆氏的死罪，令其举家流放至蜀地。

　　梁中大通五年（533）正月十五日，上官法光之妹令玉尼去世，崇信佛教的上官法光找来工匠，为亡妹开凿了一龛释迦像，希望她能往生净土，也将一家老小的形象留在了佛龛背面。

　　宋端平年间（1234—1236）的一天，成都府彭州城，董家上下面色凝重，蒙古人从大散关打来，恐怕不久便打到彭州。董家人商量再三，决定将金银器挖坑埋藏，暂避风头，而后踏上了流亡之路。

　　战国年间的开明王族，汉代的荆氏家族，南北朝的上官法光，宋代的董氏家族……他们的故事，或隐藏在地下的墓葬、窖藏，或铭刻在地上的石窟、碑刻，不见于史料记载，倘若不是因为这些遗址，我们或许很难知道其名字。

　　在荆文君、上官法光、董氏所处的时代，他们的生活，或许与身边的蜀人别无二致；而今日，他们的故事，却成为后人解构历史的标本。拿董家来说，1993年，董宅的珍藏在一次施工中被发现，这便是著名的彭州西大街金银器窖藏。窖藏共出土了350余件金银器，包括金菊花盏、金瓜盏、凤鸟纹银注子等诸多类别。八百多年前宋人精致奢华的生活，重现于世，验证了《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中关于宋人喜好金银器的记载。

　　这些名不见经传的蜀人，给了我全新的角度。我们熟悉的历史，往往是通史的书写方式。比如汉朝，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220年，四百余年的历史，却被缩略在《汉书》与《后汉书》中，就连位列大鸿胪的荆文君，都未能留下只言片语。史学家分配给蜀地的章节，就更为有限了。直到今天，我们对汉代蜀地的了解，也只是停留在“锦官城”“文君当垆”等几个关键词上。

　　可以想象，大汉王朝每一个郡，每一个县，每一个乡村；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刻，都有无数故事发生，只是未进入史学家的视野，自然也就鲜为人知。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为数众多的考古发掘，让我们得以有机会管窥这个庞大帝国的细节。就汉代而言，四川就接连发现了绵阳双包山汉墓、成都老官山汉墓、德阳塔梁子壁画墓等，而在山野林间，汉代崖墓更是密如蜂巢，其数目何止万计。

　　大汉王朝的边陲，北方丝绸之路沿途分布着楼兰、龟兹、乌孙、焉耆等诸多古国，而在西南，邛人、笮人、滇人、夜郎等部族，则分别把持着广袤的土地。此前，我们对于这些部族的了解，来自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史记》中的“西南夷”陆续在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那些消失的部族，向后人展示着自己的战争、外交，乃至对死亡的态度。安宁河流域矗立着两百余座大石墓，由重达数吨、数十吨的巨石垒砌而成，可见史前的邛人部落对死亡极为敏感；笮人则是些狠角色，老龙头墓地出土了大量青铜兵器，有意思的是，滇人的编钟、铜鼓，巴蜀图语带钩等都在墓地出现，史前的笮人还是些做生意的好手。

　　这些汉代的遗迹、墓葬，让我们得以接触汉代蜀人的鲜活生活，倘若串联各个时期的遗址，也就翻开了一部史书外的历史：先秦时代的宝墩古城、三星堆青关山遗址、金沙遗址、蒲江战国船棺葬，南北朝的万佛寺遗址，唐代乐山大佛与它的“兄弟们”，宋代的泸县宋墓、彭州金银器窖藏，明代王玺家族的报恩寺、张献忠江口沉银，清代盐亭的字库塔……

　　在《寻蜀记》中，我选择了一些四川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以及荒野田畴的遗址，试图从微观的剖面，解读蜀地历史——它的主角，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它的故事，来源于某些被史书遗忘的片段。

　　（《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萧易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为该书前言，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