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清明节前的周日，歌乐山下、烈士墓前。

　　年过六旬的周勇和夫人、姐姐、学生等一行10人，将110枝鲜花仔细摆放在纪念碑前。驻足、鞠躬，像祭拜亲人般，与他们低声说话。

　　70多年前，周勇的父亲周永林是一位中共地下工作者，3位掩护他的战友都牺牲在了白公馆、渣滓洞。他们，就躺在纪念碑后巨大的合葬墓中。

　　这样的祭拜从1949年起，已经72年了。

　　72年风雨无阻。周永林走了，他的儿子周勇也已是白发人，传到他的孙子、曾孙已历四代。

　　掩护了周永林的3位烈士，一位叫胡有猷，一位叫陶敬之，另一位叫黎又霖。周永林在重庆北碚、城郊从事地下工作时，胡有猷、陶敬之是他的直接上级。而黎又霖是为党工作的党外人士，属于周永林团结的对象。

　　“那时候都是单线联系，他们都知道我父亲是共产党员。胡有猷、陶敬之还掌握着党内大量信息，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只要透露一点就可以换取生的希望。但他们始终坚不吐实，不变节，没出卖，他们用自己的牺牲保住了其他同志，保住了地下党组织。”周勇说。

　　重庆解放后，周永林与其他同志第一时间赶往歌乐山为烈士们收尸。当时，渣滓洞大火还未完全熄灭，牢房内外到处都是烈士们的尸体，完全无法辨认。

　　周永林又赶往白公馆，守门的老人把他带到二楼的一个小房子，指着其中一张“床”（地铺），说黎又霖就睡在这儿。周永林立马把谷草垫、烂褥子和篾席翻了个遍，在席子下面发现了一张黄色的草纸，看见上面写着几行字，落款竟是“又霖  十一月廿五日”——距离“11·27”大屠杀仅仅两天。仅仅又过3天，重庆解放了。这正是烈士牺牲前留下的绝命诗！

　　后来，成立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时，周永林把这份珍贵的文物交给了组织。

　　让周勇特别难忘的是2009年“11·27”纪念日前夕，已经90岁的父亲周永林最后一次祭扫了他的战友们后，把所有孩子们叫到一块，平静地说：“我走不动了。以后每一年你们都要去歌乐山献花。再以后，你们的孩子也要去，都要去！”

　　已经是党史专家的周勇体会到父亲的深意：红色的基因，党的历史怎样传承？就在这一代接着一代，每年一次的祭扫中；在后代们的背诗声中；在爷爷给孙子，爸爸给儿子讲的老故事中。（据新华社重庆4月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