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记者 奉清清
随着绝对贫困问题首次得到历史性解决，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作为传统农业大省，如何以进入新发展阶段、确立新发展目标、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变革逻辑为取向，按照省委关于大力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奋力建设现代化新湖南的要求，在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发展格局上闯出湖南的新路子，彰显湖南的新担当，展现湖南的新作为，谱写湖南的新篇章？记者就此采访了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农工作专家组组长、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陈文胜教授。
1.提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这样一个发展主题，是今年一号文件的最大特点
湖南日报：又到中央一号文件颁布时。作为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农工作专家组组长，您认为今年一号文件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陈文胜：在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成为党中央重视“三农”问题的政策风向标，不仅是政治保障的压舱石，而且是社会共识的聚光灯。在我看来，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提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这样一个关系大局的重大发展主题，是今年一号文件的最大特点。这个特点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明确“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一号文件要求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这明确我国进入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发展阶段，核心是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发展格局。
二是强调以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一号文件提出，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核心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农业高质高效。
三是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一号文件要求继续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持续发力，核心是实现农民高品质生活，推进乡村宜居宜业。
四是强调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以深化农村改革。一号文件提出要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也就是回应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时代要求，深入推进农村改革必须要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上取得关键性突破，保护并不断增进农民的利益，核心是实现农村高效能治理，推进农民富裕富足。
2.“三农”作为战略后院，是实现国内大循环的最大难点和最大空间
湖南日报：从十九届五中全会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重视一以贯之。直面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重视“三农”工作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陈文胜：一号文件提出，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构建新发展格局，主动应对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用大历史观来审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和“三农”发展突出短板，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以进入新发展阶段加快构建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发展格局作出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的战略部署。“三农”作为战略后院，不仅只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和稳定器，更是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双循环战略核心环节和战略动力源泉。只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才能全面释放和培育最广大乡村居民的消费需求，从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有力地激活内需体系中农村这个最大的难点也是最大的空间，有效畅通国内大循环。
3.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由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战略转变
湖南日报：今年的“三农”工作，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已经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或者说，“三农”工作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那么，立足新起点，“三农”工作有怎样的新任务？
陈文胜：一号文件要求对摆脱贫困的县设立5年过渡期，对现有帮扶政策逐项分类优化调整，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在我看来，不仅仅是接续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更是由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战略转变，也就是由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为目标的“攻坚体制”向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为目标的“长效机制”的转变，是从量变向质变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从五个方面来体现的：
扶贫工作由超常规治理向常规治理转变。将相对贫困治理纳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统筹解决，将脱贫攻坚中可推广的创新做法纳入乡村振兴战略之中，使之普及化、常规化、制度化，将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贯穿于相对贫困的治理之中，从而形成乡村振兴与贫困治理的良性互动。我认为这是未来一段时期湖南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探索推进的战略重点。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由对贫困地区的特惠向城乡融合的普惠转变。精准扶贫使湖南贫困地区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一些非贫困农村却还存在着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短板，这需要政府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投入上由对贫困地区的特惠支持，转向对所有农村的普惠支持，实现城乡普惠共享。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由结构调整向全产业链融合转变。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一个简单的增加特色、提高品质的问题，还包括如何与市场消费需求精准对接甚至引领市场消费需求的问题。需要在进一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实现各项改革由点到面的全覆盖，围绕对接市场消费需求构建起凸显精细农业特色、实现农业全产业链融合的现代农业体系。
农民增收由依赖传统路径向激发新动能转变。支撑农民增收的传统动能正在走弱，如何摆脱传统路径依赖，激发农民增收的新动能，是农业大省要应对的重要问题。我认为湖南推进农民富裕富足，需要从农业产业链价值链上找寻农民增收的突破口，从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中探索带动农民增收的新模式，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找到激活农民资产的新方式，从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中拓展农民就业创业增收的新空间。
乡村治理由注重管理服务向多元共治转变。乡村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乡村利益主体多元、群众利益诉求多样。我认为，未来一段时期，湖南推进农村高效能治理而实现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适应新的乡村社会变迁形势，按照“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要求，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共同治理的乡村治理新格局，从而切实发挥农民主体作用。
4.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湖南需要应对五大现实挑战
湖南日报：立足省情，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湖南面临哪些挑战？
陈文胜：一号文件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湖南，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面临着五个方面的困难和挑战。
最大的挑战是农民收入水平偏低，持续增长困难较大。近五年，湖南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总体上趋于稳定并有小幅提升，但收入整体水平仍然偏低。加之受宏观经济波动、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影响，农民持续增收的不确定性增大。根据统计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湖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略低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在湖南农民增收问题中，最突出短板是农民经营性收入总量偏低，最大的挑战是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速下滑，最大的瓶颈是财产性收入近4年都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最现实的难题是财政减收下稳定农民转移性收入。这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带来最为现实的压力。
区域农村发展差距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存在薄弱环节，这是第二个挑战。全面小康，应是城乡区域共同的小康。湖南农村地区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仍较突出，尤其表现在居民收入与消费、公共服务供给和农村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长沙市的三分之一，长株潭地区城乡基础设施基本实现了一体化，大湘西地区则在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
第三个挑战是摘帽贫困地区发展基础薄弱，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压力较大。湖南的脱贫攻坚已经取得了决定性成就，但一些不稳定脱贫人口和边缘人口存在致贫返贫风险，一些贫困地区的基础条件还比较薄弱、亟待解决，这些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导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压力较大。
第四个挑战是农村人居环境与群众的期盼还有距离，乡村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的风险还较大。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这些年，我省大力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取得了积极成效，但离高水平全面小康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盼还有距离，一些突出污染问题还没有完全消除，规划还比较滞后，环境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污染防治运转机制、投入机制等还不健全，影响到农民的生活品质。
最后一个挑战是：农村市场化机制建设还比较滞后，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全面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既强调平衡性、协调性，也强调可持续性，需要形成依靠内生发展动力的良性循环。湖南农业农村发展依靠行政资源、依靠政策推动的因素还比较大，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还不足，资源错配等情况还比较多，存在着农产品同质化竞争、低端产品去产能难等突出问题。
5.构建湖南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发展格局，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湖南日报：作为精准扶贫的首倡之地，湖南如何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发展格局？
陈文胜：我认为要立足于湖南的精细农业发展特色、“两型社会”建设名片、“精准扶贫”高地三大优势，构建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湖南农业农村现代化新格局。具体要推出三个战略举措。
首先要打造以精细农业为特色的优质农产品生产高地，实现农业高质高效。过去，省委、省政府根据人多地少的省情，推进了以精细农业为取向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实施以品牌强农、特色强农、质量强农、产业融合强农、科技强农、开放强农为引领的“六大强农行动”，在农业高质量发展上迈出了新步伐。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对此予以高度肯定，要求湖南发展精细农业要一以贯之地抓下去。
湖南作为鱼米之乡，主要农产品生产不是问题，但大宗农产品供大于求、优质农产品同质竞争的老大难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如何提高农产品效益、激发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积极性才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问题。加快农业高质量发展，必须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立足我省鱼米之乡的优势，以长株潭都市农业、环洞庭湖生态农业、大湘南丘陵农业和大湘西山地农业的四大农产品主产区区域分工为前提，按照打造九大优势特色千亿产业的总目标，以质量效益为导向，精准定位、精细生产、精深加工、精明经营、精密组织，优化资源配置，淘汰落后的生产模式，推动农业供给结构转型升级，使农业生产供给结构不断满足市场消费的需求结构，破解农业生产供大于求与供不应求的结构性矛盾，形成地域特色鲜明、区域分工合理、高质高效发展的精细农业生产布局。
其次要打造现代版湖湘“富春山居图”“两型”发展高地，实现农村宜居宜业。推进高质量发展是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而国民有效财富与有效制度的累积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两型社会”建设是湖南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一张闪亮名片，担负着与精准扶贫一样的国家使命。要按照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要求，以生态环境友好和资源永续利用为导向，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型”发展无疑是打造现代版湖湘“富春山居图”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乡村振兴所必须要贯彻的新发展理念，也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所必须要确立的新发展目标。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乡村发展模式，打造现代版湖湘“富春山居图”的“两型”发展高地，推动湖南农业高质量发展、农民高品质生活、农村高效能治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农村成为宜居宜业的美丽家园，需要在“两型社会”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闯出湖南的新路子，进一步彰显湖南的新担当，进一步展现湖南的新作为，进一步谱写湖南的新篇章。
第三，打造精准扶贫首倡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示范高地，实现农民富裕富足。作为精准扶贫的首倡地，湖南不仅如期高质量完成了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而且探索的十八洞村精准扶贫经验成为了全国脱贫攻坚的样板。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强调，要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因为只有全面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才能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也只有实现乡村振兴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确保实现农民富裕富足。
湖南是一个人口大省和传统农业大省，城乡二元分割突出存在，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内循环的畅通。按照十九届五中全会的战略决策，以广阔的农村市场和投资空间作为扩大内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既是湖南农业农村现代化最大的难点和重点所在，也是应对国内外复杂形势最大的潜力和希望所在。因此，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不仅是湖南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处于爬坡过坎关键性特定历史阶段的战略选择，更是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推进湖南乡村振兴的根本之策。进而乘势而上，打造精准扶贫首倡地的有效衔接示范高地，不仅是时代赋予湖南的历史使命，也是湖南发展的战略机遇与责任担当。
6.补齐农民经营性收入这个突出短板，成为湖南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定海神针
湖南日报：如您所说，“三农”工作中一个最显著的短板或者说困扰，是农民经营性收入不高。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有的放矢对症施策？
陈文胜：确实，加快农民增收是连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首要工程。作为农业大省，湖南诸多大宗农产品的产量已经多年居全国前列，补齐农民经营性收入这个突出短板，或成为稳定农民增收的独特优势。
一是在生产环节提高农产品品种质量。严格以“一县一特、一特一片”为农业长期政策的支持依据，规范政府对每个区域支持种植的品种和相应品质要求、以及限制和限期退出的品种，建立各区域农产品品种与质量的“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的约束机制，以优化区域农产品品种结构为基础优化区域农业产业结构。
二是在加工环节提升农产品市场价值。奖励县级政府根据本地农产品加工需求引进特色和大宗农产品的加工企业；奖励相关服务主体对农民的农产品初加工提供技术指导；奖励农产品加工企业建立与农民的紧密利益联结机制。
三是在销售环节畅通农产品流通渠道。要着力完善小农户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利益联结机制，防止各种平台包括信息平台演变为对农民的利益收割平台，推进鲜活农产品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冷链技术社会化服务，以此带动冷链物流的发展，建立促进农产品生产与市场有效对接的市场体系，形成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以实现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7.在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全面推进中，实现“共同行动”与“共同富裕”相统一
湖南日报：相对贫困问题将长期存在，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农村解决了绝对贫困后，我们在由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全面推进中应该如何按照共同富裕的要求致力解决相对贫困问题？
陈文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就要实现“共同行动”与“共同富裕”相统一、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农业高质量发展、农民高品质生活、农村高效能治理。“共同行动”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制度逻辑。如果从乡村振兴推进全面现代化的目标出发，就应更多地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如何“共同富裕”的客观必然性。只要仍处于物质和精神财富没有极大满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对贫困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现象就难以避免，那么，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共同行动”，就不只是如何解决基本生存问题以及如何解决收入上的相对贫困问题，更是如何缩小贫富差距的“共同富裕”问题。而且“共同富裕”不足，所谓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同行动”就缺乏实际内容，也就无法推进乡村振兴。
那么，如何推进“共同行动”与“共同富裕”相统一？我认为既要发挥市场优化要素配置的优势，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共产党的政党优势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中构建城乡命运共同体，画好乡村振兴最大的“同心圆”。一方面，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在农村承包地、农村宅基地、农村集体产权、农业农村财政投入、农村金融、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等方面建立改革赋能政策体系，另一方面，全面建立健全的城乡收入分配体系、乡村服务体系、城乡人居分布体系、乡村社会保障体系，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的“共同行动”中共享乡村振兴的成果，使乡村振兴的“同心圆”成为优化资源要素与集聚社会力量的转换器，实现城乡共同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