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1月，是黔北山区最寒冷的时节，1935年也不例外。

    那一年打下遵义后，很多红军战士最深刻的记忆就是一个字：冷！冬雨连绵，口袋里的火柴都潮得划不出火星。

    此时的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已有3个月。在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下，这支红色大军由8.6万人锐减至3万人，缺粮少弹、疲惫不堪。

    一份解放军档案馆里的历史档案记录：“给养非常困难……每天改为两餐一干一稀……”

    在毛泽东等同志的坚持下，1934年年底至1935年年初，中共中央连续召开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这犹如一招妙棋，一下子缓和了满盘皆输的危局。

    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遵义，从此成为我们党历史中不可省略的章节。

    此时的毛泽东同志，还没有恢复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但广大红军指战员已经从近期的作战思路变化中发现了中央决策层的变化。老红军方强生前回忆：“我偷偷问了营长，突然改变计划，是谁的主意？营长把嘴巴凑到我的耳朵边悄悄说：‘毛泽东……’”

    此时，博古和李德已经失去对红军的实际控制权，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也被大多数领导同志所接受，全党全军急需一次深刻的总结与反省——这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军事和组织上的基础。

    1月15日的晚饭后，冬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贵州军阀柏辉章公馆门前的煤油灯被点亮，灯光辉映着牌坊上碎蓝瓷片镶嵌出的“慰庐”二字。被抽调出来担负南门警卫任务的红军战士杨世林问连长：“慰庐是什么意思？”连长摇头。

    杨世林生前曾回忆，遵义会议从15日起连开了3天，都是在晚饭后进行，第二天凌晨才结束。选择晚上开会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防空。

    一个大火盆烧起了炭火，中央领导和各军团负责人陆续赶来。杨世林担负警卫的南门是进入会场的主要通道，他生前回忆：“毛主席披着一件带补丁的袄子，手里夹着烟和张闻天一起来的。”

    王稼祥是被担架抬着来参会的，他发着烧，身上还有枪伤。刚好开会的房间里有一张躺椅，就让他躺着开会。杨世林还记得李德来得最晚，穿着笨重的大皮鞋，脸红。

    辩解、争论、批判，遵义会议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连续开了3个晚上。杨世林和守卫北门的袁崑，从门窗缝隙中见证了历史，更多的红军官兵则并不知情。老红军王道金生前回忆，那几天部队晚上睡觉都不允许脱衣服，枪搂在怀里，随时准备战斗。但是大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一直走到了云南扎西，才知道召开了遵义会议。

    3天的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最高指挥权，并通过了“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等4项决定。会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了红军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

    正如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所说：“中国共产党经过14年的艰苦努力，付出了无数鲜血与生命的代价，终于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路线，自己安排自己的领导人。”

    袁崑生前回忆，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专门绕到北门看望警卫战士，问候大家：“同志们辛苦了！”袁崑所在的红37团官兵列队回答：“不辛苦！”

    遵义会议后，全党全军进入以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思想为指导的新的历史时期，其成果最先反映在红军长征的战略方针上。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红军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第3次渡赤水的前夜，红军主力在遵义的长干山和枫香坝，成功歼灭贸然跟进的川军，大获全胜。毛泽东在机要科听到这一消息，突然用湖南话特别大声地朗诵起来：长干山……枫香坝……

    当时就站在毛泽东身后的机要参谋杨初振生前回忆：“看得出来毛主席心情非常好，想作一首诗。”事实确实如此——红军四渡赤水之后，终于夺取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

    50年后，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写道：“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

    （新华社贵阳2月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