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黎明
湖南目前拥有各类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144家，其中国家级园区16家、千亿园区14家，以占全省约千分之五的国土面积，产出了近四成的GDP、七成左右的规模工业增加值和高新技术产值、超一半的实际利用外资，理应成为推进“三高四新”战略的先行区、示范区。与此同时，我省一些园区发展也存在产业同质化严重、产业链集聚度不高、园区运营效率低、招商引资乏力、政府债务风险加剧等问题，并经受着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因素影响。在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战略行动中，各产业园区应勇担使命、进行“二次创业”，持续推进开放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拓展改革开放新格局。
着力推进开放创新，提升园区对外合作质量
园区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园区应充分发挥联通内外的优势，实现经济循环流转和产业关联畅通。
强化差别化、产业链招商。应牢固树立产业链思维和集群效应思维，围绕壮大发展我省20条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结合园区目标定位、发展特色、资源禀赋等，坚持专业招商，以商引商、以商荐商，加大对壮大产业链急需企业、出口导向型生产企业、行业出口龙头企业等的招引力度；坚持招商与育商并举、引资与引智相结合，不断提升园区内生动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多层面发力构建双循环格局。应鼓励园区参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园区“走出去”，建设一批国际合作园区、境外产业合作园；紧抓“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中部地区崛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西部陆海大通道建设等战略机遇，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开展项目对接、园区共建；统筹推进园区和城镇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基本公共服务等一体化建设，推动园区转型升级为现代城市综合体。
推动园区与自贸区“双区联动”。应紧紧抓住湖南自贸区建设这一重大机遇，建立园区与自贸区顺畅联动协作机制。对园区而言，积极复制推广自贸区改革成功经验，借助自贸区平台招商引资、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优势企业“抱团出海”；对自贸区而言，通过深化投资、贸易、金融等领域改革开放，为园区企业进出口提供物流、通关、信保、融资、收汇、退税等全程外贸供应链服务，释放投资、贸易自由化的政策红利。
着力推进科技创新，提升园区对外开放能力
产业是园区的命脉，促进产业发展是园区的核心使命，应着力推进科技创新，实现园区发展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推动园区产业集群发展、特色发展。我省已基本实现“一县一园区”，目前全省园区工业集中度近七成，主导产业集聚度逾六成。在新发展阶段，应着力做好补链、强链、延链文章，加大同一行政区域内各类产业园区的整合力度，围绕“两主一特”“一主一特”思路精准做大做强园区产业集群，加快构建“产业集群—产业基地—产业社区”三级产业空间布局体系，形成各富特色、共生互补的产业生态体系，打造更多千亿产值园区。
以科技创新提升园区核心竞争力。通过税费减免、投入引导资金等方式，激励企业加大自主研发投入力度；创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机制，系统梳理园区主导产业“卡脖子”技术清单，实行“揭榜挂帅制”，推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等联合开展技术攻关；鼓励园区引育、建设新型研发机构，加强共性技术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加大高端人才要素流动，以“千亿园区联络员、工业特派员、科技经理、产业教授”等多种形式，推动高校、园区间开展人才互聘与协作。
着力推进制度创新，提升园区改革开放效益
以深层次改革破解制约园区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可不断释放制度创新红利、提升园区治理水平。
加快市场化改革。市场化运营是园区发展的必然趋势。应推广政府引导、业主开发、政企共建、市场运作的园区建设运营思路，实现由“政府建园”向“市场建园”转变，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加快推进园区平台公司转型，引入社会资本，把适合市场化、专业化运作的具体事务整体委托给专业运营商；对于市场化运营项目，政府可在产房租赁、税费减免、专项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
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推动我省《园区赋权指导目录》中明确的173项赋权事项落地，对行政许可和备案事项清单持续“瘦身”，压减重复审批和不必要审批，赋予园区更多管理权、决策权、自主权，切实做到“园区事园区办”；深化投资项目审批全流程改革，依法精简投资项目准入手续，推行容缺审批、告知承诺制；深化工程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归并、优化审批环节；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在各园区内设立综合服务平台，提供“一站式”高效服务。
推行“亩均效益评价”改革。建立以质量和效益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借鉴沿海地区一些园区“亩均论英雄”的做法，以亩均税收、技术创新能力、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等为主要指标，开展亩均效益评价；改革人事薪酬制度，推行市场化、企业化的选人用人模式，探索兼职兼薪、年薪制、协议工资制等多种分配方式，将招商成果、服务成效等纳入考核激励。
（作者系湖南大学湖南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