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周立波是老一代作家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代表。第十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前夕，我们重访周立波故里，推出此文，以飨读者。

文丨杨又华 刘瀚潞 邢玲

引子

时值冬季，小雪节气过后，潇湘大地暖阳浪漫，秋意尚浓。

我们一行人从长沙出发，前往益阳高新区谢林港镇清溪村。这里是现代著名作家周立波的出生地，也是他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的创作背景地。

67年前，也是一个秋冬时节，周立波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此时的中国大地上，一场浩浩汤汤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正在开展，它将重构共和国的经济基础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催生出古老山乡的巨变。近十年里，周立波深扎故乡，参与着、见证着、记录着这场变革，写下了《山乡巨变》等文艺作品。

如今，新时代山乡巨变的鼓角已然奏响,又一幅山乡巨变的长卷正徐徐展开。我们走进周立波的故里，寻访他留下的足迹，探寻今人书写的故事，感受两次巨变下一个中国山乡的精神传承。

印象广场·入乡

距离益阳中心城区十来公里的清溪村，坐落于连绵不断的丘陵间。不远处，志溪河北入资江，奔向烟波浩渺的洞庭湖。

初冬的早晨，风和日暖。空中升腾起湿润的云雾。漫山漫岭，满目青翠，温柔的阳光给万物缠上一层淡金色的柔纱。低矮丛生的草团里，朝露星星点点。

印象广场上，中轴北侧，一座长29.98米、高9.98米的“喜庆丰收”群雕巍峨伫立，好似一本翻飞的书卷，又像一只展翅的凤凰。

（印象广场，清溪村供图）

“那是谁?”一个孩童指着雕像正中心，一位戴着方框眼镜、卷着裤腿坐着的人问道。

（黄剑作品《山乡巨变》局部）

“那是周立波!”雕像中，水牛憨厚，黄狗调皮，莲蓬莲藕装满箩筐。周立波背靠着青山绿水，坐在田间地头，一手拥着孩子，一手握着钢笔，脸上满是笑容。他的身边，围坐着抽着长烟杆的老农、靠着扁担的青年、握着红缨枪的民兵、神采飞扬的劳动妇女，众人聚在一起“奋啪啪”（益阳方言里聊天的意思）。

这是当地人心中最熟悉的周立波的形象，也是来到清溪村的游客们对周立波的第一印象。

1954年秋冬，46岁的周立波风尘仆仆，从北京回到老家益阳。

此时的他，已当选为全国第一届人大代表，创作的小说《暴风骤雨》已获得斯大林文学奖。尽管如此，他却没有一点大作家的调子。

“那天，市委办公室通知我开会。一进门，市委书记就指着一位留短发、戴眼镜、穿着朴素、身材魁梧的人，问我认识吗？”

（创作《暴风骤雨》时的周立波。湖南省文联 供图）

周立波的堂弟、时任益阳县互助合作委员会主任周萼梅，回忆起当年见到周立波时的情景。

“我是周立波，你的凤翔哥啊!”一口浓重的益阳方言，一句热情的回应，周立波瞬间就与周萼梅亲近熟悉起来。

回到故乡的第二天，周立波立马让堂弟给他讲讲益阳农业合作化的进展情况。当晚，两人聊到深夜才入睡。

（《山乡巨变》漫画 贺友直 绘）

微风拂动的秋山里，洁白的山茶花，杂着红叶，斑斓地掩映在青松林里。资江的水悄悄落下，平静的河水清得发绿。一只横河筏子上，周立波、周萼梅等人，已备好物资准备下乡。他们从资江过河，经黄泥湖沿志溪河而上，抵达清溪乡最先建立的石岭村初级农业社。

在这里，石岭村初级农业社社长朱雨生向众人讲起农业社的情况。一场座谈会后，周立波等人又走访了几位入社和未入社的农户。

此后的四个月里，在谢林港区姚家湾村、高桥村、楠木塘村、中山村等地，人们时常能看见周立波的身影。在邓石桥乡政府的一间一面没有墙壁的空荡荡的大厅里，周立波的床铺也成了开会时人们最喜欢的“软席”。

“如今湖南农村只吃两顿”“农民都是把杂粮掺在大米里吃”“好多农民喂不起猪、鸡、鸭”……1955年2月21日，周立波在一封递给刘少奇的书信中，讲述了他在益阳农村四个月里所目睹的粮食问题。

为了提高农业效益，出产更多粮食，积攒更多资金，广袤的中国农村土地上，一场农业合作化运动正在开展，周立波心里的创作种子也在生长。

日头越升越高，印象广场上，游人如织。

人们一路欢声笑语，一会儿在戏台水榭前伴着亭亭美人蕉、点点绿荷拍照留影，一会儿在刻着“红桃花色”等益阳方言的文化墙前驻足念叨，一会儿在清溪市集上摆动围观着风车、石磨盘等传统农具。

广场西北角，一眼水井旁，一座雕像刻画了《山乡巨变》开篇中，女干部邓秀梅初次入乡，向乡亲盛淑君询问清溪乡方向的场景。

“盛淑君”抬起手，指着远处的山边。

不少人便循着她指引的方向，入乡而去。

他们中，有清溪村的客人朋友，有清溪村的返乡、入乡建设者，还有《山乡巨变》的读者和周立波精神的追随者。

清溪画廊·建社与建设

沿着木栈道往前走，穿过一丛丛一簇簇、迎风摇曳的芦苇，便踩在了清溪村松软的草地上了。空气中到处散发着青草、泥土混合的气味，清新沁人。

湛蓝的天空上，几丝淡淡的云彩自由自在地飘着。飞机偶尔掠过，拉出一条条整整齐齐的航迹云，随即又被风吹得柔漫。“嗡——”地一声，火车来了。拉着物资的货运火车、载着旅客的绿皮火车和城际列车，时常在石长铁路上呼啸而过。铁路桥墩上、清溪大道旁、木质长廊两侧，200多幅连环画、地雕、浮雕，描绘着《山乡巨变》里的情节，展现着清溪乡的建社故事。

这些故事，是周立波深入农村、扎根土地的采访所得，也是他亲身参与农业合作化运动进程中的真实写照。1955年9月，深秋时节，山岭里桂子飘香。

在创作反映湖南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短篇小说《盖满爹》后，周立波再次回到故乡益阳。

“光走马看花，得到一些表面的印象，是不能写小说的。”这一次，周立波决心深入扎根，更直接地参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

他带来了妻子林蓝和年幼的女儿，在竹山湾村一座带小阁楼的木板房里，安下了家。

安家之后，他立即到大海塘乡参加建社工作，担任了乡互助合作委员会副主任。

（周立波在家乡农村。湖南省文联供图）

然而，建社工作可不比写小说轻松!

当时，大海塘乡的一个偏僻的山村——旦家村，正在办初级农业合作社。村里的富裕户较多。对于入社，农民群众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有的积极主动，有的犹疑观望。

为了建社工作，周立波和乡互助合作委员会主任陈桂香，在乡政府所在的葛彬公祠堂的木板房里开了一个铺。每天起早贪黑，冒着隆冬的风雨和严寒，走村串户，和群众同吃同劳动，打成一片，细致深入了解了农民们对合作化的态度；组织、参加会议，同大家一道学习有关政策，调动农民群众积极入社。

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后，初级社办起来了。周立波将它取名为“凤鹤社”。

（版画《山乡巨变·竞赛》，李桦，套色木刻，1979年）

正值办社的高潮时，几封从北京发来的电报，却不断催促着周立波回京。原来，是中国文联通知周立波去德国访问。因办社事忙，周立波发了几次电报请假，都被驳回。无奈之下，周立波只好出发赴德国。

同行的作家巴金曾回忆，一路上，周立波一会儿后悔，一会儿抱怨，对办社念念不忘，归心似箭。

十来天后，周立波迅速结束出国任务，回到益阳，又火速加入合丰初级农业社转高级农业社的建社工作。

高级社成立后，人们正月都不再“吃春酒，走人家，打花鼓和摊牌九”，年轻的男女们情绪高涨，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春耕。

时间推至2008年，清溪村里，也有一群人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一场新时代的山乡巨变，正由众人聚力书写。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周边十几个村庄里，清溪村的经济实力排名垫底。一辆独轮板车，是人们赶集的交通工具。一列窄轨货运小火车，曾是人们出行的“顺风车”。

2008年以来，清溪迈开了“巨变”的步子。立足作家与作品、田园与民俗、传统与现代相融的乡村旅游特色，清溪村打造了以“绿色”“红色”“古色”为主题的清溪文化旅游品牌。

（清溪村村貌。清溪村供图）

2018年，在推进乡村振兴的声声号角下，清溪村景区提质改造工程启动，以城市文化主题公园、智慧乡村展示平台、田园养老体验基地为建设理念，周边村落纷纷牵手清溪。曾经的清溪将变成“泛清溪”，全新的清溪村旅游区正在徐徐铺展画卷。

周立波故居·创作

黑青色的柏油村道曲曲弯弯，道路一侧，一条清溪蜿蜒流淌。清溪两岸，田野里的稻子已收割完毕，留下的稻草墩站得齐齐整整，“生态再生鱼稻”“生态巨人稻”的牌子还在与人分享丰收的喜悦。远处的几畦菜地里，蔬菜长势正盛，偶有村民扛着锄头、提着塑料桶在田埂上漫行，好不恬静自在。

山岭间，青瓦粉墙，点点伫立，各式各样的现代民居院落倚着山、傍着水。一座古朴的穿斗式三合院，映入眼帘。这便是周立波故居了。它依山傍水，坐北朝南，土木结构，悬山小青瓦屋顶，土筑围墙，厢房庭院错落有致。

（周立波故居，益阳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供图）

1962年12月，54岁的周立波再回益阳农村深入生活。此时，《山乡巨变》已完成出版，但他依旧笔耕不辍。

只请人稍微修缮后，他便住进了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宅。西厢房第一间的卧室里，居乡期间，周立波通常都在这里写作。为了获得足够的书写光线，朝东的木板墙壁上，安装了几页很大的玻璃窗户。

离窗户约四五米的地方，有一株硕大的油茶树。树影绰约，映入房前。书桌前，周立波面容清瘦，埋头读书、写作。

那些年，在故乡的清溪村、瓦窑村、竹山湾，周立波便是以这样相似的姿态写作《山乡巨变》。但伏案记录、写作，只是周立波创作过程中的一部分。

《山乡巨变》是从泥巴里拱出来的一部小说!

不论春夏秋冬，风霜雨雪，每天只要鸡一叫，周立波就起床。他去地里挖土，下田做凼肥、插秧、扮禾。每当春耕和抢收抢插的大忙季节，他和乡亲们一样，腰间系一条浅蓝色毛巾，扎脚勒手，汗流浃背。人们亲切地称他为“立波胡子”。他认为，只有同农民群众劳动生活在一块，才能真正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

（周立波在家乡劳动。湖南省文联 供图）

“今天早晨和上午帮农业社插田，在田里看见两条蚂蟥”“白天参加了田间检查……来回走了二十多里路……晚上8点钟，在乡政府学习省党代表会文件”……在日记里，周立波细细记下这些劳动的场景，也为写作收集素材。

周立波的侄儿周兆民回忆，周立波常常随身带着一个小本本，闲暇时就拿着一支铅笔，在稿纸上写写画画，构思小说的人物关系图。夜深人静的时候，阁楼木地板上传来来回踱步的声音，那是周立波还在思考着小说的创作。

（沉思中的周立波。湖南省文联 供图）

周立波真诚地与农民群众相处，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待到写作时，以他们为原型的人物角色就自然地涌上笔端，他们的故事就顺溜地发展。

今天，与周立波一样，在乡村的土地上进行“创作”的，还有一群新时代的创业者，他们在描画创作新时代乡村的美好未来。

清溪村党总支书记贺志昂，今年已经61岁。《山乡巨变》中的动人段落，他张口就能诵读。5年多前，怀着对家乡的情谊，他放下外面的生意，毅然回村，当起了领头人。这些年，他起早贪黑地忙碌着，四处召唤寻找返乡建设家乡的乡亲，着力培养新的党支部带头人，留住村里的优秀人才。

“90后”邓旭东，是贺志昂召唤回乡的“排头兵”。回乡前，他在广东从事自媒体行业，年入四五十万。村里越来越好的人居环境、特色产业和文化生活，吸引了他回家就业。2019年，从一名便民服务员开始干起，现在成了村支委委员。

和邓旭东一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怀着建设家乡的一腔热情，回到了村里。现在村支委里，有了2名“80后”、3名“90后”。

梨园·满园芬芳

夕阳西沉。

距离周立波故居约100米的陈树坡上，一大片梨树绵延分布，满山火红。枝干虬劲挺拔。被风吹落的红叶，夹杂在枯黄的野草之中，格外惹眼。一条梨园小径上，游客们一路赏景一路欢畅。

梨园旁，比人还高的芦苇丛里，余晖穿过缝隙，透出暖暖的黄色，把芦花映得金灿灿。有村民走出屋来，收起了晾晒在屋外的红薯干、腊肉，小黄狗跟着人脚步欢快跳跃。一人一狗的影子被拉得老长。

1962年底，陈树坡上还是光秃秃的。

当年，周立波母亲去世。年底，周立波回乡扫墓。到了陈树坡，脚正好踩在一个桃树蔸子上，四处杂草丛生，原先的果树不见一棵。他的心情十分沉重，叹道：“陈树坡可惜，太可惜了!”

第二年春天，周立波拿出自己的稿费来，买了梨树苗，还请来一位农技师作指导，发动乡亲把树苗栽上。烈日下，一群青壮年，撸起袖子，挥舞锄头，卖力地挖下坑洞，种下了棵棵梨树。

（周立波在劳动）

建梨园，是件喜事。周立波要和大家照个相做纪念。他把乡亲们分作两排，站在一棵最大的梨树苗前。大家推他站当中，他高低不肯，坚持要站在后排边上。大家一起照了一张相。

棵棵梨树，扎根泥土，茁壮成长。

多年后，这儿的梨树每逢秋季硕果累累，成为了村里一笔较大的收入，给乡亲们带来了丰收的喜悦、满园的芬芳。

“立波胡子”留给乡亲们的，不只是年年芬芳的梨园。

他给乡政府赠送自行车，方便干部走家访户、开展工作。

他捐赠3000多元，建设农民俱乐部、畜牧场，帮助乡亲们致富发展。

他买来为乡亲们讲述政策、播报新闻、提供娱乐的广播大喇叭，给偏僻山乡送来文化的种子。

他给宣传队赠送道具服装，让老乡们在辛勤劳动后能享受文娱生活的欢愉。

他把家乡人对时代的回应、对土地的深情，写进《山乡巨变》，为山村埋下新时代巨变的种子。

（《山那面人家》作家周立波在农村 冯晓阳 冯椒生 绘）

“田野静静的，人们踏着路上的干雪，各自回到各自的家里，等待着开天，等待着春耕的开始，以便用自己的熟练的、勤快的双手，向自然、向黑土，取回丰饶的稻麦和果实。”在《山乡巨变》正篇的末尾，周立波这样写道。

如今的清溪，是热闹的。

闪烁的灯光在山岭间渐起，大道旁的路灯如一串珍珠宝石，腊鱼、腊肉的香味在空气中飘荡。清溪村部、清溪文旅集团办公楼里，下班的人们陆续走出。背着书包的孩子们，从村口一路小跑着回来。游客们意犹未尽，端着擂茶一步三回头。

再过片刻，村里的清溪文旅舞蹈队又要聚在一起跳舞了。一曲《红旗颂》的音乐响起，大姐们舞动着扇子，身姿柔美。

这个曾经的偏远乡村，如今生机焕发。近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5千多人扎根于此、建设乡村。村集体经济资产达2000余万元，年人均收入达到3万多元。

山乡巨变，山河锦绣。

新的时代，人们不再等待着开天，等待着春耕的时节。就在当下，人们耕耘着自然黑土与文化底蕴，结出丰饶的生活果实。

（感谢湖南省文联、益阳高新区管委会、谢林港镇、清溪村、周宪新、佘丹清、邹理等对本文写作提供的支持。）

人民性，是周立波作品的不朽光芒

南杨

在清溪村两天半的走访里，我们对周立波“人民作家”的称谓有了真切、丰富和深刻的感受。

他去世42年了，他的《山乡巨变》所描写的那个时代也已远去，但是，他和他的作品就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依然在这方土地上散发着馥郁的芳香。他回乡、劳动、写作的故事，在乡亲们中口口相传，娓娓讲述；他小说的故事、人物、场景在一组组雕塑、连环画廊和剧场演出里栩栩如生，趣味盎然；他作品营造的优美意境和浓酽的民俗风情，变成了赏心悦目的文化景观和流动在空气中的文化气息。

更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不少清溪村的村民居然能够大段大段背诵他的作品——因为，那些文字所描写的生活、所使用的语言，让他们感到如此熟悉、亲切、有味和美好!

从大历史的视角看，任何作家、任何文学作品的主题或许都难以避免时代的局限性，周立波同样如此。但是，人民性，赋予了他文字不朽的光芒。

周立波作品的人民性，来自于他对党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的高度自觉坚守。作为党的文艺战线的战士，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文学新人到战地记者到作家、学者，周立波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写作原则，他所有作品的笔触对准的是普通战士和劳动大众。他拳拳服膺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为谁写，给谁看”，在他心里从来没有过丝毫疑虑。

为了更好地表现大众，贴近大众，他在语言文字上进行了一番自我革命，由过去欧化痕迹明显的语言变成了大众化的、具有中国风格的语言，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及其他乡土小说中，他更特意选用了大量俚语土话，从而形成了独有的立波风格语言。

周立波作品的人民性，来自于他扎根土地、扎根人民的严肃的写作态度。他说“采风是不能写小说的，只能写散文”。1954年11月，他响应号召，回到故乡益阳，并深深扎下根来。前后7年时间，他生活的根就在家乡，其中整整两年住在乡下。那段时间，他的身份首先不是作家，而是推动农业合作化的干部和农业劳动者。在乡里，这个副部级待遇的国家一级作家，成了乡亲们口中的“立波胡子”“凤翔哥”“凤老三”，成了地道的乡村干部和农民。一身灰蓝布中山装，一双解放鞋，一口益阳土话，干各种农家活，除了架在脸上的那副方框眼镜，以及格外喜欢“看热闹”和“奋啪啪”（益阳方言里聊天的意思）外，他与普通农民没有任何区别。

这种深厚的“生活体验”，使他得以用清新朴素、真切自然而又充满诗情画意的文字，塑造出邓秀梅、刘雨生、李月辉、“亭面胡”、王菊生、张桂秋等一批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描绘出一幅跨时代的乡土风情画卷。

周立波作品的人民性，来自于他深沉、质朴、纯粹的人民情怀。他深爱故土，深爱农民兄弟。他全心全意为乡亲们办事，一次次捐资为村里办公益事业、资助贫困乡亲。临死前他还在惦记着他资助过的两位村里的老人，嘱咐家人给她们送些钱去。作为作家，更重要的是，在心灵与感情上，他与乡亲们完全地水乳交融，“零距离”，他由衷地喜欢、欣赏乡村干部、农民兄弟身上那些可贵、可爱的品质，由衷地喜欢、欣赏那些有味的民情民俗。

为此，他笔下的各类人物，湖南山村清秀俊美的乡风水色和当地特有的风情民俗，才那样鲜活如画，令读者心驰神往。

人民作家周立波用他为人民的书写，写出了一个时代的山乡巨变。新时代新的山乡巨变，呼唤着更多周立波式的人民作家。清溪村正在周立波精神和文化的传承里化茧为蝶、再度蜕变，更宽广的乡土同样需要周立波精神和文化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