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嘚瑟” “体贴” “宽容”

86岁的王蒙这样写爱情小说

整理丨湖南日报记者 李婷婷

10月27日下午，长沙乐之书店天心店，耄耋之年的“国宝级文学家”王蒙，带来他“写给世界的情书”。

“为人心立碑，替世道存照——王蒙《生死恋》新书分享会暨文学对话”现场，原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名誉主席王蒙先生，与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辑，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龚曙光，及中国作协全委、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长沙市文联名誉主席何立伟，就王蒙新作《生死恋》，展开了一场文学对谈。

“我不是非要写爱情，而是这些爱情让我写。”一个86岁的人怎么写爱情?他们这样说——

王蒙：我很高兴我还有这种嘚瑟劲儿

我曾计划，写完回忆录三部曲就搁笔。这个年龄了，可以换一种生活方式了。但后来又写起小说，和过去又有点不同，我想是这个小说的历史感和沧桑感。

爱情有它不变的一面，那种吸引、迷恋、美好的想象;可是呢，人们对爱情的体验又随时跟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我深深感觉到，时代的变化所带来人的命运的变化虽然不是绝对的，但又无法脱离它们。这就是人的命运跟社会、历史的命运的关系。

写《生死恋》，我一上来有两样东西写得津津有味。一个是写取暖的不同方式，写生煤球火，河北那边叫渣滓，点蜂窝煤，这蜂窝煤又经过一些什么变化。另一个更让我津津有味，写北京的小四合院里养猫，我里头有这么一句话：“在天愿作比翼鸟，在院愿为狂叫猫”。山东大学马瑞芳教授说，你不怕把白居易给气死啊!那是褒奖，我认为是褒奖，我不承认是讽刺。

一个人活到86岁，时代的变化、生活方式的变化、言语的变化，一想起来，本身就是非常文学的东西。这里面有对过去事物的留恋，比如对四合院里猫叫的留恋，现在听不到了，那些公寓楼之间，没有那种生动活泼的劲儿了。

比如写《邮事》，我自己也很有兴趣，因为我从小和邮局打交道，经验可多了。我为什么这些年又写起文学性、故事性、感情性比较强的小说呢?因为写小说太让人高兴了。人写起小说来，每一个细胞都在跳跃，每一根神经都在抖擞——后来我觉得应该叫“哆嗦”，再后来我一想，其实是“嘚瑟”。你看你一嘚瑟，连一个猫都能写活了。

我很高兴能够保持这种嘚瑟劲儿。

龚曙光：他要有一份独特的体贴

我跟大家一样，读着王蒙先生的书长大。拿到这本《生死恋》，我很好奇，一个虚岁86岁的人，怎样写爱情小说?王蒙先生是这样说的：他要入生死，他要有一份独特的体贴。

文学史上，关于爱情的小说很多。但当我读到一半的时候，我觉得这场生死恋是王蒙式的生死恋，是中国社会的生死恋。他用一个很简短的爱情故事，概括了中国百年来的社会变迁，以及每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如何在社会碾压中绽放生命的微光。

主人公二宝的生和死，既有社会的刻薄，也有社会的宽容。他的出生是社会的宽容胜了，他的死亡是社会的刻薄胜了。他个人的爱情亦如此。虽然写到生死，但王蒙先生并没有声嘶力竭，他将对人性的冶炼，摆在一个非政治、非社会、非经济而又与之都相关的生命状态上。用王蒙自己的话说，他很政治，他从来没有回避过政治;他又说他很文学，他是真正的文学家。他给我最大的启示是，不管他写什么样的题材，他始终都能将自己的生命摆进去。

从最早的《青春万岁》，生命的一声畅快的呼喊，到《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青春的生命遭遇的第一声叹息，再到后来获茅盾文学奖的《这边风景》，在一个特定时期里对中国社会、民族及各种文化的特殊心绪下的观照，他创造了一份独特的价值。

《生死恋》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小说，我认为他在以他的生命来观照中国社会的进程。王蒙就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他不断推出的作品就是在为这个时代编年。

何立伟：无褒无贬的写作态度，是他巨大的宽容

王蒙先生是86岁的少年。我想，86岁的少年比18岁的少年更有魅力。

在写小说之前，我是写诗歌的。上世纪80年代，读了王蒙先生的《风筝飘带》《蝴蝶》等，觉得那种行文简直就是语言的狂欢，让我特别激动。特别是《邮事》，既不是小说也不是散文的文体，元气淋漓，汪洋恣肆，一泻千里，可以看到他旺盛的生命力和饱满的生命状态。

那时作为文学青年，我们是很狂妄的。但读王蒙先生的小说，我感觉服气。因为在那个年代的作家里面，他最具现代性。读了他的小说，我对自己说：“嗯，我要写小说了。”

王蒙先生后来当《人民文学》的主编，我的很多小说都是在他以“头条+编者按”的隆重加持下发表的，《白色鸟》获奖也是他的极力推荐。他通过《人民文学》这个平台，推了很多像我这样的新人新作，创造了一个新生代的文学生态，这是他的一个巨大的功劳。

读《生死恋》，觉得他的文学豪情依然如故。他写一个人的一生，莫名其妙地生，莫名其妙地死，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写到现在，写了中国社会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里的复杂人性。

王蒙先生似乎永远不会和时代、和生活脱节，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新鲜感和捕捉能力。他写爱情、家庭、时代、生死浩大的命题，但他的写作是一种无褒无贬的态度，这种无褒无贬是对世态的看透，更是一种巨大的宽容。

◎我在现场

一边“出生入死”，

一边“自在从容”

文丨李婷婷

对谈前一晚，何立伟往朋友圈发了一条预告：明日下午，在乐之书店与龚曙光兄一道同王蒙先生对谈新著，友朋可自来参与。

一夜之间，点赞留言的一排排头像，看起来“像一面照片墙”。“书店好，可看到书，还可看到写书的人。”看着和那条朋友圈同样人头攒动的分享会现场，何立伟用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开场白。

王蒙先生呵呵一笑，请主持人把支起来固定在他嘴边的话筒挪开，顺手接过何立伟手中的移动话筒，眼神示意，这样更让他觉得自在从容。

他看起来就像某个人的爷爷——某位刚刚看完天气预报、给小曾孙磨完豆浆的爷爷。他的确爱磨豆浆：“用箩来箩豆浆，那个箩上还有两行字特别有意思：‘挤压成正果，漏网是精华。’我觉得太好笑了。”

上网除了收邮件，就是看天气预报。而且浏览的不只是自己所在城市的天气，简直成了朋友们的“气象台热线”。

这些小事，都让他觉得自在从容。他的讲座、对谈，也像一把“温柔的摇椅”，强调心灵“自适”的人生哲学，在不同年龄层的读者中，虽生发着不尽相同的评价，但对他本人的尊敬与热情，似乎从未退场。

几十年里，他不遗余力举荐新人，这些人，如今已成为作家中坚、文坛主流。在后辈写作者中，他有着独特的“话语权”。而对于普通读者，这位大作家“爷爷”，总是那样悲悯、宽厚又温暖。

这是王蒙积攒的“人气”。那条点赞成“照片墙”的朋友圈，和拥拥簇簇的现场，都可以佐证。只是大家没有想到，一个86岁的人还会来写一部爱情小说。怎么写?“王蒙老矣，但写起爱情来仍出生入死。”

一边“出生入死”，一边“自在从容”。或许这就是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