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晓玲

因为近现代史上人才辈出，小城浏阳名扬天下。而谭嗣同是这座小城走出的近代史上最杰出的代表。斯人虽已远去，但他的精神气韵却依然浸润着小城的山山水水。嗣同故居、嗣同纪念馆、嗣同陵墓，于静默中透着隐隐的威严。

于父老乡亲的拳拳之心

时值正午，街头一片繁华，面街而立的嗣同故居沉静地伫立于清澈的阳光里。一进门，就瞧见谭嗣同铜像，他皱着眉，在冥想什么？为国家与民族，他曾想过许多许多，此刻，他仍用一种深邃的目光注视着远方。

1865年3月，谭嗣同生于北京，11岁时染上白喉病，昏死三日，竟奇迹般复活，故名“复生”。13岁，他才与父亲一道回到祖居地浏阳，为母亲徐五缘修墓，才踏进这座古朴的“大夫第”。

回到家乡，又见到了老师欧阳中鹄。还在北京时，嗣同就师从了这位浏阳籍著名学者。在“大夫第”安静的书房，欧阳老师又给他讲授儒家经典，侃侃而谈进步思想家王船山，涓涓细流滋润了嗣同的心田。更欣喜的是，他与唐才常同为欧阳中鹄学生，两人一见如故。嗣同后又师从涂启先、刘人熙，知识面更为广阔。

“大夫第”内光线略暗，每间屋子都显得空旷而高远。在第三进，有嗣同典雅的书舍“石菊影庐”，正对着明亮而沉静的天井。因酷爱家乡菊花石，嗣同曾赞其“温而德，野而文”，借其清白无瑕、坚不可摧，喻己纯洁坚贞之情操。

但从一开始，谭嗣同就不是一个书呆子，他曾从当时名扬幽燕的“义侠”王五习武，不光博古通今，且好任侠，善剑术。

之后，其父谭继洵在甘肃做官十二年间，嗣同纵游西北诸省，行程8万余里，由此也深悉民间疾苦，痛感社会积弊。他自号“壮飞”，立志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

独特经历造就了嗣同旷远的思想，认清了“道德文章困士人”，对辞章和经世致用之学兴趣浓厚，对应试八股始终不感兴趣，乃至几次科举考试不中。

借着父亲升任湖北巡抚之机，谭嗣同来到洋务运动之都武汉，结交新友，学习西学，追寻变法之路径。

他给老师欧阳中鹄写信，请求他在浏阳设算学格致馆。信中，嗣同力主变法，而“育贤才”正是变法关键。欧阳中鹄将嗣同信略作修改，用“活字版刷出”，称之为《兴算学议》，广为散发。一时间，众说纷纭，支持、反对的意见都有。嗣同知道后，让实业家刘善涵将浏阳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的禀呈交湖南学政江标。江标看后，完全同意，饬会浏阳知县照办。欧阳中鹄因不愿得罪守旧派，便取折衷办法，在算学馆未设立前，先办一规模较小的“算学社”。

就在这一年，浏阳旱灾严重。欧阳中鹄受巡抚陈宝箴委托主持赈灾。嗣同一边为算学社改为算学馆而奔走，一边留下来协助赈灾。赈灾最后阶段，1897年2月，“算学馆”终于于浏阳奎文阁设立。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走在寂寥的院落，我仿佛走在时光的隧道，依然强烈地感受到嗣同于父老乡亲的拳拳之心。

力维时局，共赞中兴

谭嗣同祠又名谭嗣同烈士纪念馆，在偏静的才常路，面街而立，深灰的墙面有些沉郁。走进祠内，色调却明快，满眼深红令人心绪高扬。

中华民国成立后，时任湖南省民政司司长刘人熙，呈请北洋政府褒扬嗣同并建纪念祠。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和内阁总理唐绍仪颁布了褒扬令，浏阳知事公署划拨典史署空地用于建祠。嗣同夫人李闰变卖了些地产、首饰，加上谭氏家族筹集的款项，纪念祠终于1913年秋建成。

走进纪念馆中门，抬头一看，“民国先觉”四个大字兀自庄重。字为黑色，匾额棕色，渐次震撼着我的灵魂，梁启超的称赞是如此契合嗣同的精神。

1896年春，嗣同奉父命陪侄儿谭传赞去北京赴考。为寻求一条救国之路，他趁机遍访“世间硕德多闻之士，虚心求教”。在京城，他拜见了梁启超，接触了康有为变法维新思想，还特地访问了翁同龢。翁在日记中写道：“谭嗣同通洋务，高视阔步，世家子弟中桀傲者也。”

这年秋，谭继洵花重金为嗣同捐了一个候补知府，分发江苏南京等待委任。此时，受梁启超所托，嗣同开始为香港《民报》撰文。在撰写的《仁学》里，嗣同阐述了他的“仁-通-平等”学说，号召民众冲决封建“网罗”，投身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平等与民主政治。

在巡抚陈宝箴引领下，湖南维新事业方兴未艾。1897年11月，时务学堂开学，熊希龄任校长。嗣同积极参与筹办事宜。次年正月，受陈宝箴邀请，嗣同出任时务学堂学监及九名总理绅士之一。他亲手撰写楹联“揽湖海英豪力维时局，勖沅湘子弟共赞中兴”，悬于时务学堂内，鼓舞师生发愤图强。他又创办《湘报》，宣扬平等民主思想。

此时，王先谦、叶德辉等守旧士绅坐不住了，联合向巡抚衙门递交了《湘绅公启》，还草定《湘省学约》，疯狂诽谤和攻击维新派，御状告到了京城。陈宝箴被迫撤销了时务学堂。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发《明定国是诏》，开始变法维新。侍读学士徐致靖上疏光绪，称谭嗣同“天才卓荦，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不避艰险，不畏谤疑”，极力推荐。6月30日，光绪帝诏命谭嗣同进京；9月5日，召见嗣同，赐四品卿衔，令其“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嗣同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共称军机四章京，进入变法的中枢，也走进了最危险的政治地带。

新政的推行，激怒了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企图发动政变。9月18日晚，嗣同携光绪“密谕”，赶到袁世凯寓居。一进内室，就焦急地对袁世凯说：“皇上现在有大难，只有您才能救他……”袁世凯信誓旦旦：“只要能对皇上和国家有益，我一定不顾生死，尽力去做。”可第二天，袁世凯转头就将此事向慈禧和盘托出。

9月21日，慈禧宣布“训政”，囚光绪于瀛台，并下令逮捕康有为、康广仁，百日维新宣告失败。

变法说败就败，自己何去何从？嗣同想着，倘逃走，势必连累老父！不如用自己之命来成全变法、唤醒民众！他清理好文件，模仿父亲笔迹写了封责骂自己变法的书信，并将《仁学》等重要文稿及家信装在一只小木箱里。之后，嗣同跑到日本使馆劝梁启超“东游”，并将小木箱交梁保存。日本友人劝嗣同也到日本避难，嗣同拒绝了。

被捕后，嗣同被关押在刑部大狱，挥笔写下了气壮山河的《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去留肝胆两昆仑

天沉沉，冷风嗖嗖，满眼初春寂寥的景色。站在嗣同墓前，但见嗣同墓依山而建，前有青石围栏，小圆扁石铺盖冢顶，斑驳的墓碑上字迹清晰可辨：“清故中宪大夫谭公复生府君之墓。”两侧各立一对石虎和石马，风雨已将它们磨蚀得十分粗糙。再往前，是一对华表。

这是最让人悲愤的历史镜头：

1898年9月28日下午，天色阴晦，宣武门外菜市口，气氛凝重，戒备森严。六辆囚车徐徐驶来，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君子披枷带锁，被押上刑场。

嗣同脸色平静，眼看着同志轰然倒下，戴着脚镣手铐的他目光如电，昂首挺胸地站在血淋淋的鬼头刀侧边，浑身洋溢着傲视死神的凛然之气。轮到他了，他往前跨了一步，大声喊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刽子手冷漠地挥刀向前，血光如炬，直冲九天，在历史的天空划过一道霓虹般的曙光……

当天午夜，浏阳会馆老长班刘凤池和儿子摸黑来了，用芦席将嗣同的遗体卷好，扛回了浏阳会馆。一年之后，历尽辛苦，嗣同遗体才被运回了浏阳。

唐才常在武汉闻六君子遇难，悲愤满腔，撰挽联一副：

与我公别几许时，忽警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潇声呜咽；

近至尊刚十余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飞摩空！

“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吾中国数千年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年轻的谭嗣同，用他的热血浇灌了近代中国变法求强的绚烂之花。

（作者系浏阳西乡人，现供职于浏阳政协。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