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静

如果说，母校湖南师大是我的第一大学课堂，那么，湖南日报就是我的第二大学课堂。

初识第二大学课堂始于大学时代。上世纪90年代的湖南师大，学生看报纸主要有两个去处，一是学校图书馆，一是木兰路上的宣传橱窗。由于橱窗内报纸种类齐全，且就在学生食堂隔壁，得地利之先，每到开餐前后，看报的人群蔚为壮观，我也是其中一名吃瓜群众。要看省内要闻，自然首选《湖南日报》，当时没想到，日后还会与它结缘，并因它而改变。

1996年大学毕业留校工作时，我其实是有些忐忑的。作为教育专业毕业的学生，在校报编辑的岗位上只能算是一名非科班生。虽说也做过学生记者，发表过一些大大小小的作品，但真正从事编辑工作，还是感到有些先天缺钙，特别是当主编调走、我被应急安排担任一版责编后。一版责编按惯例一般由主编兼任，且需校党委书记、校长审阅后才能付印。作为四位编辑中资历最浅者，我顿感压力山大。我一方面买了一套人大版新闻专业教材日夜苦读、临阵磨枪，从理论中找支撑;另一方面也在琢磨是否能争取去党报实习一段时间，在实践中提高。

1997年暑假，经学校联系，湖南日报理论评论部同意接收我去实习，为期两个月。这两个月，我正式成为这所第二大学课堂的学生。理论评论部很难出差，也鲜有下基层采访的机会，更多是自己看报，或誊抄编辑老师改过的稿子。当时两位编辑老师均是名牌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杨晓平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姜协军老师毕业于南开大学，对我来说都是神一样的存在。他们为人都极谦和，朴素儒雅，大部分时间在安静地改稿或写稿。也许是心静自然凉，虽是七八月的长沙，却感觉如沐春风。誊抄文章不但可以看到画龙点睛的妙处，还可以找编辑老师询问何以这样改。当时的感受是，看他们修改的稿子，远比看新闻专业教材管用。实习近一个月后，理论评论部负责一版“随感录”栏目的编辑老师向我约稿。这是三四百字左右的小言论，当时想自己好歹当过一年编辑，也写过一些评论，这种小稿子应该不在话下，于是尝试着写了一篇《有感“有待于”》的文章，针对一些领导干部在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后，习惯于用“有待于”作答，却不抓落实的现象进行批评。虽说立意受到了编辑老师的肯定，但遣词造句过于学生腔，结构也不严谨，三四百字的初稿发表出来时增删不下一百字。当那期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湖南日报摆在我案头时，既感到激动，又觉得有些脸红，觉得自己署名有些名不副实。

实习要结束时，杨老师建议我写一篇教育理论文章作为这次实习的小结。我使出洪荒之力写了一篇并改了几稿，但一直难让杨老师满意。一天下班后他让我留下来讨论修改，其实主要是他口述，那篇文章从结构到文字都做了大调整。我记录下来已是半夜。第二天再看记录稿，发现基本上就是一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的文章。这便是杨老师和我一起署名发表的《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调整教育结构》一文的由来。

这段实习经历还给我的人生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7月下旬，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在《湖南日报》刊登公告，省直机关公开招考首批工作人员和公务员，省教委招考2名公务员。编辑老师鼓励我报考，1998年我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省教委工作。据担任面试考官的同事事后告诉我，我在湖南日报实习的这段经历为我顺利录用加分不少。

此后，我与报社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先后结识了徐蓉、杨晓丽、张茧、左丹等一批朋友。除了坚持每天读《湖南日报》学习，我还在朋友们的启发和支持下，将一些理论思考、工作探索和过往经历形成文字，陆续在《湖南日报》发表，以此锻炼文字表达，提升思维层次。由于在《湖南日报》等报刊发表的一些文学作品，我还有幸成为了省作家协会会员。

我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新闻或中文专业训练，但与湖南日报的结缘，让我遇到了一位严格又温暖的良师，收获很多，从业务生疏的校报编辑成长为经历了多岗锻炼的省教育厅部门负责人，是湖南日报这个第二大学课堂改变了我、滋养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