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雄前

湖南有条江，湘江，因了她的北去，好多人都视之为湖南人性格叛逆的象征。其实湖南还有一条江，汨罗江，江水一直往西流，在汨罗市磊石镇注入洞庭湖。北去的湘江和西去的汨罗江，对“大江东去”“一江春水向东流”固有认识的颠覆，当然来源于三湘四水所构筑的独立苍茫的地理环境，也确确实实成就了湘人经世致用、忠诚血性、忧国忧民、自强不息的族群共性和精神气候。

作为湘人的后代，我知道幕阜山和汨罗江本是多么平凡的存在，正如我知道我的先辈是多么普通和平庸。但是，当彭见明以他的生命灌注这山这水这人，展现出我的先辈那熟悉得近乎陌生的生命形态时，我知道，《寒门之暖》这部纪实文学作品将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独特在哪儿?彭见明有正常的叙述、正常的姿态和正常的评判。

“聆听来自家族渊源深处的涛声”

《寒门之暖》的叙述之所以是正常的，就因为彭见明不允许用条文概念固化历史，也不指望自己掌管历史规律的解释权。他通过回忆自己的九位长辈——太祖母、曾祖父和曾祖母、祖父和祖母、外公和外婆、父亲和母亲，真切地感到“一个家庭是一条河流，我有幸最大限度地看到了这条河流的长度和鲜活，从以上四代长辈的身上看到了自我的形成。我在一个层级完整的羽翼下长大，源源不断地聆听到来自家族渊源深处的涛声”。

彭见明的自我定位就是“看”和“听”，因此他的叙述不疾不徐，完全根据自己的感觉抒写自己的亲身经历，这样的叙述使我们熟悉的历史焕然一新，格外严峻的抗战救亡，格外紧张的阶级斗争，格外敏感的恩仇爱恨，随着生活原生状态的叙述展现，或松弛，或消泯，剩下的只有对历史的深层理解。

彭见明不再把历史作为心灵的外在物，而是把自己活跃、能动、善感的主体整个融在历史之中。主体与历史一同跃动、一同共振的结果，是作品一切的情节、背景、场面、人物全部被作家的主体情感所浸润、温热、拥抱，出现许许多多新鲜的诗意、发现和奇想!

“我的崇拜”这一章中写老祖父年轻时梦中揭宝，获几麻袋银圆，让手下的伙计们“见者有份”。那场面的精彩，那细节的准确，那人物的传神，那乡约背景的导入，活生生地将睡梦时分的无意豪赌变成梦醒时分的皆大欢喜。到新中国成立时大多被划为地主富农，而他们的老板——作者的老祖父却只“评”了个下中农成分。勤劳的、很用心的、讲义气的老祖父怎么破产，怎么一蹶不振，怎么在漫长的后半生中安天乐命，是命运的玄机，也强烈地显示出历史评判尺度的或然性。

抓住历史与当代的“精神联结”

彭见明每一个长辈的经历都有沉重的内核。像老祖父，“手头宽裕的时候，这地方上下十几里的人家，恐怕都借过他的钱，他这人大方，只要人家开口，只要荷包里还有货，没有不给的”。但日本人打进来后他家业败了没人还钱，后来解放了也没人还钱，老祖父通达，临死前叫后辈将一箩筐账本烧掉，断了后人日后要账的念想。

在《寒门之暖》里，彭见明正常的叙述中还有一个坚硬沉重的内核，就是祖母的“会打瞌睡”：干活干得实在支撑不了能够靠着墙睡，坐在椅子上睡，与人说着话低头就睡。因为祖母嗜睡的遗传，“迄今为止，流淌着我祖母血液的后裔已逾百人，好像还没有发现患过失眠症”。想一想，这与《百年孤独》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多么吻合!

而这种来自时代对个体身体与心灵的压迫所造成的疲惫，真实得让我们陌生。彭见明不是被历史的沉重所震惊因而作为历史的追述者，而是企图感动和激活历史的当事人，他既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历史，又把自己化成人物，这样他的创作就势所必然地突破规定情景，写出他不可能知道的历史当事人的隐私、瞬间筋肉感觉和刹那间的微弱情绪。他的一个叔父居然练成了一边走路一边打瞌睡的本领，“但有一个条件，他不能领先也不能断后，必须居中，只要前后响着脚步声，他就会睡得安稳，前面的脚步上坡，他可跟着高抬脚步。碰到缺口，前面跳跃，他也能用同样的尺度随着跳跃”。

借助“嗜睡”这个真实得有些魔幻的“梗”，彭见明给予我们百年如一瞬的奇特感觉，历史中有现实，现实中有历史，实际上历史是一个生生不已、无止无休无尽头的过程。正因为抓住了历史与当代的“精神联结”，抓住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传承与因袭，《寒门之暖》没有抛弃历史的真实性、客观性和本质精神，而是用历史主体化将这种真实、客观和本质精神带上了当代人的体温。

超越对农民文化苍白的批判或虚幻的赞美

20世纪末的中国乡村是乡土中国的最后风景，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在城市化大潮的冲击下行将崩溃。“最后的乡村”这一无形的悲剧氛围造就了一位真正的乡村抒情作家彭见明。他以甜润的歌喉咏唱着属于这最后的乡村的美丽的忧伤、淡漠的希望，至情至性的文字表达了他对乡土中国的深切了解和对普通人命运的无限关注。

彭见明在中国当代文坛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读他的《那山那人那狗》《大泽》《平江》《玩古》《寒门之暖》，仿佛他就是一个旧世纪的送行人，他的眼里有似血的夕阳和如海的苍山，但暮色苍茫中并不尽是萋萋芳草、古道西风和遍地废墟，他的眼里更多的是漫山遍野生生不息的苦竹直指苍天，遍地夕烟中稼禾拔节的脆响响彻大地。

彭见明不是充当忧郁的凭吊者和旁观者痛诉家史，而是以与平民百姓分享艰难共担困苦的姿态，从整体上超越了以往对农民文化苍白的批判或虚幻的赞美，将自己的努力融入农民的耕耘和憧憬之中。这是他历史主义评判与道德主义评判达到高度一致的产物。

中国现代文学史关于家和家族的题材数不胜数，对封建文化的批判一如既往，对社会启蒙进步的渴望一如既往。这无疑是正确的，“重要的是教育农民”，于是，有了农民题材小说中几成永恒的启蒙与批判主题。但历史的事实是，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顺境中，农民是毋庸置疑的历史推动者;在中国走向现代化历程中经受挫折时，农民群体是毋庸置疑的最大的苦难承受者。当我们目睹平江彭家第五代、第六代浩浩荡荡地成名成家、发家致富的伟大景象，应该认识到一个最基本的真理——农民是最信共产党、最跟共产党的，重要的是教育干部，重要的是党的干部要制定好政策和执行好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台的一系列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尊重人性的政策，四十年间就将几千年乡土中国“聚族而居，立祠而治”的悠久传统彻底打破，村社作为家庭(“血亲”)的延伸，由于乡村与城市二元对立的消融，封建宗法制度形成的乡村超稳定结构应声瓦解，农民这个卑微的群体一夜之间成为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廉价劳动力和起飞加速器。

《寒门之暖》之所以截然不同于现当代农民题材文学作品主流的“启蒙”“批判”主题，或许是因为他完整地经历了这段加长的历史，或许是因为他对既成的历史评价、结论有朴素的反叛，形成了自我的独立思考。“他们就让我看着他们怎么活，将千言万语隐藏在他们活着的全过程中，像一本无言的书，他们坚信我能在书中读到什么。言传是苍白的，身教是厚重的。”彭见明最后的陈述，以致敬的姿态为全世界最发达的乡土文明送上了赞美，以致敬的姿态为全人类最文明的血亲关系送上了颂歌。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实事求是。

(作者为海天出版社社长、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