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广丽

人生如飘蓬，聚散终有缘。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金耀基先生，以85岁的耄耋高龄，追忆“同生斯世”的有缘之人，所怀悼者达20余位，他的感慨是“有缘有幸”，并以期在怀悼中对他们的学术地位作出清晰的评价，有的三言两语，有的专文撰述，援笔素描出的人物群像，是极具生动的人文景观。

作为20世纪一代奇人王云五的学生，金耀基追念老师的两篇文章颇为感人。百年中国，政治风云变幻，历数大才通才奇才，王云五可以算得上一位。他以一个小学徒出身，受正式学校教育不过五年，但自强不息，以牛马骆驼之精神苦斗不懈，赢得“博士之父”的雅号，成为内阁副总理，他同时是万有文库主编者、四角号码检字法发明人、现代科学管理的先驱、云五图书馆缔造人、商务印书馆的伟大斗士与化身。他92年的生命中，在文化、教育、学术、政治各方面均有重大贡献，在世上留下深刻的印迹，富于传奇色彩。对于这样一位奇人，金耀基用“人间壮游”来比拟其叱咤风云、多姿多彩的一生，又特撰有《王云五墓志铭》对其贡献予以浓缩概括，说明王云五不同凡响的一生志业，深具怀念与追思之情。

此书怀人之什，忆旧散叶，颇为生动，但最集中的还是对新亚书院初创及发展时期的怀悼，那些深得哲思浸润的学人们，纷至沓来的访学、演讲及他们之间的素心交往，时而见出其中的怆然、感伤、忧怀、悲情，也让人见识了一个追随老师、励耘学术、分享先师光泽而走自己道路的风范学人。

学术文化为一国之灵魂。新亚书院诞生孕育于钱宾四先生等几个书生伟大的文化理念，亦即为中国文化继绝学，开新命;取名新亚，实含有建设和期待一个新的亚洲文化的雄心大愿。生于忧患之际的新亚，其开创者钱穆先生，有一份为往圣继绝学的气魄。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学者在拥抱中国学术文化高贵品质的同时，不得不忍受清贫寂寞的学术拓荒。新亚书院自创校初期，当时无丝毫经济凭借，由于钱穆与唐君毅、张丕介诸先生对中国文化理论的坚持，在“手空空，无一物”的情形下，以曾文正“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克服种种困难，终于获得雅礼协会、哈佛燕京社等的尊敬与支持，到1963年新亚与崇基、联合两书院结合成为香港中文大学，新亚自此得到了一个经济上长远发展的基础。也就在这个时刻，钱穆先生决定自新亚引退。对此，金耀基先生引用了虚云和尚的一则故事，来譬喻钱穆先生的这种“为而不有”的精神。虚云和尚在78岁高龄之后，每到一处，筚路蓝缕，创新一寺，但寺院兴建完成，他却翩然离去。虚云和尚的这种人生态度，正是钱穆先生所欣赏的。而钱穆先生的这种济世情怀，也是金耀基先生所激赞的，在他看来，钱穆先生实是理想世界中之真人，钱穆的创校功德与学术贡献，让人奋发，兴见贤思齐之心。

29年来，新亚以港币40万元成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举办多次讲座。新亚讲座的邀请对象，无一不是酌情考量的：第一位，即新亚创办人钱宾四先生;第二位，英国科学史学者李约瑟博士;第三位，日本汉学家小川环树;第四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狄培理先生;第五位，中国文艺理论家朱光潜先生;第六位，中国历史学家杨联陞……这些具有深厚学术基础的学者，经过大时代的波澜，他们的讲座呈现出的深度与广度，当是让人极为景仰的。如小川环树先生，学养博通而专精，不但在中国古典文学上有深湛渊博的造诣，同时在中国语言学上也有不凡的成就，在国际汉学会中，他会用中国话宣读《陆游诗及其家学》的论文，英华内敛，朴实中见其精美。而他来新亚主持“风景在中国文学上之意义与其演变”一系列讲演，细致地透露了他对中国诗学的独到见地，使人对这位“清瘦如鹤，风度翩翩”的日本汉学家，有一接他言论风采的渴慕。

毋庸置疑，在海内外学术交流中，新亚扮演了一个前瞻性的特别角色。金耀基先生作为深孚众望的学术名家，作为新亚学院的传承者，成就文坛一时佳话，为海内外所瞩目。在他笔下，还记有与新亚交情甚笃的一群学者、友人，其中有香港中文大学创校校长李卓敏先生，他被称为“创建香港中文大学的巨手”;马临校长，一位有古君子风范的现代学者;蔡明裕先生，曾为新亚设立百万美元基金，可誉之为“卓越之追求”;刘述先教授，实为“卓然成家的现代一儒者”;孙国栋先生，有“一股特有的精神气”;逯耀东教授，“活出了生命的境界”……当新亚书院遇见这样一群风云人物，在这风云激荡的时代竟是一件怎样的幸事?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随着与新亚相关的一代学者的陆续凋零，如此风华的人文景观终渐厮灭难见。如今长者已逝，俱隐入历史长河之中。金耀基上追奇人，下与来者，谈及的学人往事，使人得以滋养与启迪。生活在一个文化转型的大时代，个人的经历毕竟是有限的，阅读斯书，在历史人文中寻觅，感受中国学术文化之潜德幽光，体会中国学人为万世开太平的情志，也算是“同生斯世”之有缘有幸的心灵会遇。

(《有缘有幸同斯世》 金耀基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