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学文

有人说：“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此语虽有夸张之嫌，但离事实也不太远，三湘大地，人杰地灵，尤其近代以来，群星璀璨，云蒸霞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发出耀眼的光芒。而在湖南近代史上，报刊作为影响历史发展的重要变量，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谱写了奇情壮采的华丽乐章。

阳海洪教授与阳海燕副研究员合著的《〈湘报〉与晚清湖南新闻事业现代化研究（1897-1911）》就是一部研究晚清湖南新闻史的力作。端坐桌前，披书静览，百年沧桑的新闻画卷，铁肩道义的记者情怀，于翰墨留香之间，铺展于笔者眼前。“湘江流翰墨，报刊入史来”。作为湖湘学者，阳海洪和阳海燕两位作者传承了湖湘文化精神，以高度的学术责任感，关注湖南新闻事业的历史发展，以甘坐冷板凳的精神，穿越于历史丛林之间，在大量的报刊、日记、笔记、档案等历史文献基础上，披沙拣金，乃成是书。

该书全景呈现了晚清湖南新闻事业现代化所取得的进展，勾勒了湖南新闻事业的早期现代化图景。湖南近代报业诞生于湖南新政运动期间。其时，正值甲午战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西方掀起瓜分中国狂潮，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在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冀图重温曾国藩、左宗棠和胡林翼等“中兴名臣”的旧梦，有意选派湘军将士出征。时任湖南巡抚吴大澂也有意恢复湘军昔日辉煌，主动请缨，积极组建新湘军。但新湘军在牛庄之役中大败。在湘人看来，甲午之败，实为湖南之败。一向保守虚骄的湖南人受创巨深，变法之心、雪耻之志尤烈。19世纪末的湖南，风云际会。主政官员与士绅学子，都痛感国事衰微，敢为天下之先，亟思变法图强。1897年，熊希龄、谭嗣同、唐才常等士子看到了报刊在文化传播与观念更新等方面的巨大能量，能够为湖南新政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更好地推动变法维新运动的开展，借鉴上海等先进之地的办报经验，创办了湖南第一张近代报纸《湘报》，它与南学会、时务学堂互为表里，“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拉开了湖南近代新闻史序幕。首批出场的湖南新闻人，铁肩道义，辣手文章。他们以《湘报》为“喉舌”， 冲破封建统治者的言禁政策，倡导“报为民史”“助人日新”的新闻观念，激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的黑暗腐朽，积极传播西方民主、平等的政教文明思想，鼓吹变法维新、爱国救亡的改革理论，宣传政府的施政方针与改革实绩，将《湘报》打造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舆论中心，积极推动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开展，在近代湖南社会变迁中扮演了积极角色，僻处内地的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有朝气的一省”，维新领袖康有为也称许《湘报》为“全国最好的一张维新报纸。”

作者指出，《湘报》具有“舍我其谁”的济世情怀和“敢为人先”“卓励敢死”的献身精神，这种精神融入了湖南新闻人的血脉之中，成为湖南新闻史的文化基因，深深影响了一代代湖湘报人。傅熊湘创办《竞业旬报》，以湖南人的霸蛮精神从事驱愚启智的启蒙工作，开中国白话报纸之先声；张平子创办长沙《大公报》仗义执言，为民请命，为反袁运动摇旗呐喊；谭笃恭投身报业，反对张敬尧倒行逆施的治湘政策，以身殉报；严怪愚守正不阿，宗旨坚定，曾不顾安危，深入战地，揭露暴寇的侵华罪行，讴歌人民的抗日精神。这些新闻人纵处乱世之中，临牢狱之灾，气不为之夺，志不为之馁，仍肩挑新闻道义，坚守记者岗位。他们在记录历史的同时，也被历史所记录，在薪继火传中成为当代新闻事业的精神血脉。同时，作者也指出了湖南新闻人中的保守一面。作为由传统士绅转型而来的首批新闻人，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政治化思维、功能论文明观与极致性思维特征，导致了湖南新政在民众尚未分享改革红利、变法基础尚未牢固的情况下，陷入了意识形态之争，而晚清湖南政府在面对反对改革舆论时束手无策，缺少对于改革话语权与舆论领导权的深刻认知，改革最终昙花一现，其历史教训尤为深刻。这种区域史观视角与现代性理论架构的研究取向，展示了作者的学术情怀和文化理想，具有清醒的历史反思意识与思辨力量，值得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