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书法作品

苏高宇

如果说，沈从文在闯荡北京(20岁)之前，其在文学创作前期所用心去读的只是夫子自道的社会这本“大书”，可在书法方面，他很早便倾情于一些在书史上分量不轻的“小书”了。不妨先看看下面一段文字:

“听说可以过四川去，我自然十分高兴……背了个小小包袱就上路了。我那包袱中的产业……有一本值六块钱的《云麾碑》，值五块钱的褚遂良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五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沈从文散文选·从文自传》)

当时的沈从文正年稚位卑，只是以一员文件收发员的名分随军入川。当部队在川东的龙潭驻扎之后，他写了这样的话：“差弁房中墙上挂满了大枪小枪，我房间中却贴满了自写的字。每个视线所及的角隅，我还贴了些小小字条，上面这样写着：‘胜过锺王，压倒曾李。’因为那时节我知道写字出名的，死了的有锺王两人，活着却有曾农髯和李梅庵。我以为只要赶过了他们，一定就可‘独霸一世’了。”

就凭着这点壮实懵懂的豪气，于是在黄永玉《这些忧郁的碎屑里》就产生了一个真实的“不可思议”。黄永玉这样提道： “去年，我从家乡怀化博物馆的热心朋友那里，得到一大张将近六尺的拓片，从文表叔为当年的内阁总理熊希龄的年轻部属的殉职书写的碑文。字体俊秀而神风透脱之极。我的好友黄苗子看了说：‘这真是不可思议;要说天才，这就是天才;这才叫做书法!’”

“书写时间是民国十年，也即是1921年，那时(他)19岁整。”

尽管我们一时不得而知19岁左右的沈从文的书法风貌，但以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通章草函札为例，从笔致气息看已然当得起“神风透脱之极”。通过这件作品，我们依稀可见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中所述及的那几种碑帖的神采意蕴，尤于褚、虞的典雅蕴藉，经过沈先生柔和的腕底，直漾出一派温婉可人的风致。

须提及的是，沈从文从来就不承认自己是个“书法家”。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外研究沈从文的权威、哈佛大学的金介甫博士在与我言及沈从文先生的书法高度时，礼拜的虔诚一如对于沈的人格与文学的尊崇，那份诚挚的迷醉真给我留下了一个长久的、惊讶的印象。几年后，金介甫在一篇回忆沈先生的文章中写道：“不幸的是，1983年沈从文患了瘫痪，半身不遂，不能清晰地说,也不能执笔写字。沈从文生命的又一部分失去了——也是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在他的晚年，他已是一名享有世界声誉的书法大师。”

回过头我们再来看这件章草。沈从文的书风一如其文，亦如其诗，温婉而敦厚，洒洒脱脱，情致特别动人。他不归属于以风格示人的人，或者说着意于“新”，他是在行为与艺术上一致追求“经久”与“深”厚的山民艺术家。他的诗笔、文笔和书笔皆充满了山野的素朴与散淡、清幽的作风。换句话说，他是将某种忧伤、激越甚或亢奋概以平淡之笔出之，结果便别开了具有沈从文符号似的生面——一种不同于某些没有深度的平淡和种种缺乏节制的宣泄的面目。也许，如沈先生般有卓异天赋和成就的人物，并不拘潜心于何种行业，必是在一个“博”的基础上来“收”，由博返约，“收”出经验、成果或者说风格，根基不移，乃见深含与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