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喜群

上世纪60年代，我出生在湘南一个偏远而贫穷的小山村。

父亲在当时的大队里当党支部书记，从懂事开始，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母亲整日劳碌的身影，仿如一尊石雕，耸立在我心田，且历久弥新，如今仍是那般清晰，让我毕生难忘，终身温暖。父母生我们兄妹四个，老大是哥哥，中间两个姐姐。那个年代，在我们山区，能填饱肚子就相当不易了。但是，母亲却硬是靠着苦劳勤作、省吃俭用，帮衬着父亲将我们全都供到了高中毕业。

俗话说，爷娘疼满崽。因我最小，母亲特别疼我。为了增强我的体质，母亲喂奶直到我5岁上学后才断掉。大约4岁时，我看上了别家小孩玩的一个红色乒乓球，哭着吵着也要玩。无奈之下，母亲挑上一担柴，跋涉十多公里山路去赶集买球，回家后累得虚脱。

儿时，我好吃零食。那个年代，农村走亲访友的礼品就是一包饼干、糖果之类。平时，母亲总把它们置放在土屋木楼上有防潮石灰的坛子里。母亲白天在外出工，我在家玩耍时便爬到楼上去偷吃。有一次，我这个馋猫正在吃饼干时，被母亲发现了，因怕她发怒便急忙躲到了一边，而且先发制人地哭了起来，母亲却淡然一笑：“傻孩子，这饼干是娘专门留给你吃的啊……”母亲不在乎饼干，却在意我的哭。她说：“山里娃有山的性子，怎么能哭呢?”

后来，哥姐常拿这件事来调侃我，我不哭不闹，因为我记住了母亲那句话：山里的娃，不哭。但是，山的性格是什么呢?小小年纪的我，不懂。

我上学寄宿时，每个星期天回到家中，饭桌上总会摆上母亲腌制的腊肉腊鱼，闻起来香喷喷的。后来父亲告诉我，其实你娘天天吃的是咸酸菜，这些荤菜都是你娘省下留给你放假回来吃的。

母亲持家有方，那时农村做饭，是用一只大铁锅，淘米后把水烧开，再把米汤淘出来，饭上面蒸红薯。饭煮熟，把锅里的饭全部铲出来，只留下一层黄黄的锅底，然后把米汤和红薯放进去捣烂，美曰其名：兑锅焦!这锅焦比稀饭更香甜可口，但好吃充不得饥。母亲总是把饭让给父亲和儿女们，自己吃点剩下的锅焦。

在集体化年代，母亲白天出工，中途休息，别人在树下乘凉，她便抽空打一篓猪草。傍晚收工回家还要忙做饭、喂鸡、剁猪草等家务，深夜上床睡觉前还要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为儿女们做布鞋纳鞋底，为哄我睡觉，她一边纳鞋底一边给我讲童话故事……无数个夜晚，我就在她拉鞋底线的丝丝作响声和美好的故事中酣然入睡。无数个夜晚，我依偎在母亲怀抱撒娇，向她许诺：长大以后，买团鱼乌龟给她吃，买小车给她坐……

母亲为人宽厚善良。我奶奶在我父亲很小时便改嫁离去，父亲童年生活坎坷，他对此一直有想法。母亲劝他，世上哪有记恨娘的崽啊?她纵有千个不是，也是生你的娘呢!由于母亲的劝解，父亲心结得以化解。奶奶病中，我父亲和姑姑殷勤伺候几个月，毫无怨言。三队有个孤苦伶仃的老人李有元，因整天无所事事，拄根棍子指手划脚，人称“李县官”，每年大年三十下午，母亲都会叫哥哥从自家分得的猪肉上割下一块送给“李县官”过年。

我刚学习新闻写作时，除了在报纸上发了一些“豆腐干”之外，进步甚微，我的耐心和信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有一次，我写了一篇人物通讯稿，自己都懒得去邮政所发稿，于是交给了母亲，嘱她有时间就去寄了。第二天恰是墟日，母亲去赶集，走到中途突然想起我那装了稿子的信封忘了带，于是把背的竹子放在路边熟人家又急忙往回赶。结果双脚都走出了水泡，两天不能下地。时隔几天，邮递员送来报纸，我的那篇通讯发在了《湖南农村报》的要闻一版。母亲不识字，但她捧着报纸笑了，那有些浑浊的双眼，淌着晶莹的泪花。

此时，我对母亲说的“山的性子”，除了宽厚、慈仁以外，又多了一层理解：坚韧不拔，百折不挠。从此，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之下，我的新闻写作之路走得更加坚定，从一位业余通讯员成长为一名专业的新闻工作者。

母亲57岁那年，终因积劳成疾撒手人寰。在有生之年，她没享儿女一点福，只有永远做不完的家务活。子欲养而亲不待。儿时对母亲的承诺至今不能实现，竟成了我永远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