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

前些日子，崇谷先生送给我他的新作《三江源赋及其历史思考》。收到书的第二天，我就把全书读完了。

《三江源赋》是作者文学创作的代表作，它集思想性与艺术性于一身。这些天来我一直想，以领导干部作为第一身份的崇谷先生，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人格光彩与文艺造诣。我从他的这本书里找到了答案，那就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他全方位的深入的涵养与滋润。他以君子作为自己的人格要求，以低调作为自己的立世原则，以诗书丹青作为仕宦生涯中的精神寄托。仅仅摘取这三个方面来看，作者秉承的正是中国文化数千年来一脉相传的那些精髓。一个有志于公众事业的人，当他以君子来要求自己时，他就会有约束与提升的意识，久而久之，便会在思想、情感、行为乃至整个境界上慢慢提高，在他的心胸中，也就会有国家天下的情怀，有苍生社稷的忧虑。如此，为官则可以勤政廉洁，造福一方。我们看到，崇谷先生做市长时，便有庶民百姓的“政声人去后，饭后茶余中”的称赞;执笔为文，其立意也就自然高远。《三江源赋》《南海赋》守土护疆、爱我中华的主题，应该就建筑在这种情怀与忧虑之上。

中国的传统学问，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妥善处置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学问，主流意识是以温良恭俭让作为要求，对社会精英则更提出收敛、谦虚、卑抑的高标准。但我们常常能看到一些所谓的成功人士，不由自主地表露出来的是志得意满，骄傲自大。当这些人握有权力的时候，便会很容易地自我膨胀，以至于目无党纪国法，贪污受贿，胡作非为。而我们看到，崇谷先生在给社会大众讲《爱莲说》时，特别强调要低调立世。他说：中国古代有个说法叫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太阳到中午最高时就开始回落，月亮到每月十五最圆的时候就开始亏缺。他的这个理念的依据，正是《易经》。《易经·丰卦》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古代的智者贤者主张花未全开月未圆，提倡求阙惜福。

当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一个高位者的谦虚谨慎，平易待人，便不再是一种表面作秀，而是源于内心，发乎自然，我们就能够看到崇谷先生不在意媒体将市长写为副市长的错误，吟而为诗，则有“乐居卑下发微香”“不与群芳争贵贱”。一个官员的人格，就这样发散出光彩。

人们对八小时之外的时间如何打发，各有各的选择安排，只要不做坏事，原无所谓对与错，但选择与安排体现的是一个人的志趣，而志趣却有高低雅俗之分。这种区分，取决于人的文化素养与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对社会有引导、教化作用的官员在从政之余，应有高尚的业余生活，以此当作自己的心灵寄托，也借以提高自己的精神追求。正是因为这种倡导，天分加上勤奋，让少数官员在政事之外，为人类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留下了杰出的精神产品。多少年后，他们的政绩或许已被历史淹没，而他们的精神产品却万古长存。在没有专业作家的过去，中国历代那些美妙的诗文，绝大多数出自于官员之手。一部中国文学史上的作家，十之八九是政府官员。崇谷先生长年来凌晨五时即起，写诗作文两小时后再上班，下班后在书房再工作到11点半。他不唱歌跳舞、不打牌钓鱼、不坐茶馆、不洗脚按摩，多数时间都沉浸在诗文书画的乐趣之中。显然，他遵循的是中国文化对官员的传统规范。崇谷先生今天所取得的文艺成就，不正是这种几十年来对文学艺术苦苦追求的结果吗?从这个角度来看，优秀的传统文化成就了他。

眼下的中国人，正在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传统文化在培植人的健全品格、陶铸人的心灵世界方面的巨大价值，中华民族，尤其是为这个民族的崛起担负重任的政界精英，很需要它的熏陶与滋润。我们从崇谷先生这个湖湘君子，以及他所创作的那些血性诗赋中，再次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三江源赋及其历史思考》 彭崇谷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