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

做一个对文化事业有贡献的编辑

我是“文革”前最后一届的大学生，读的是水利工程。毕业后在水利部门工作。但我更喜欢文学、历史等人文学科，所以“文革”结束恢复研究生制度后，我在1979年考入了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三年后毕业，分配到湖南长沙岳麓书社。那时岳麓书社建社不足半年，全部人马也就十几个，我的办公室是间约十平方米的小房子，用一个大书柜隔为前后两部分，前面坐着编辑部主任和另一个编辑，我在后面搭了一张单人床，摆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有一种拥有独立空间的感觉，心里很安宁。下班了这间办公室便是我的一统天下，更觉十分满足。我从小喜欢读书，现在天天与书稿打交道，又可以遇上不少有学问的作者，这工作太好了!

“编辑”两字在我心里一直有很高的地位，如今我做了编辑，就要以张元济等老一代编辑家为榜样，做一个对文化事业有贡献的编辑。做一个好编辑，首先得编好书。所以在岳麓书社制定湖南地方文献与古籍整理出版计划时，我主动请缨接受考验。岳麓书社当时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出版计划，开列从古代到建国前2000多种湘籍人士的著作，拟陆续出版，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六大全集，即王船山、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王闿运、王先谦的全部文字。因做起来太枯燥乏味，且极耗时日，许多编辑并不愿意参加。我的主动请缨很快得到批准，而且做的是最重要的一项，即新版《曾国藩全集》的责任编辑。我很感谢社领导对我的器重，这促使我以极为高昂的热情投入工作。

很有传奇性的曾氏文献

《曾国藩全集》不是一般的出版任务，而是一项巨大的出版工程。曾国藩这个人不一般。他出生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靠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进了朝廷的权力圈，又以文职官员身份白手起家组建一支军队，平定太平天国，改写历史。他不但立功，而且立德立言。百余年来，他几乎是所有平民子弟的励志榜样，尤其备受政治家的敬重。对他评价上的反差之大，历史上少有人可比。老版《曾国藩全集》影响很大。曾氏死后不久，由李鸿章兄弟等人组织编辑刻印的《曾文正公全集》即问世，可谓近代个人全集中影响最大的一部。

新版《曾国藩全集》很有传奇性。曾氏档案意识极强，他的所有文字包括家书、日记这种私密文字都留有副本，每隔一段时间，要派专人从前线护送到老家保存。这些文书档案是曾氏家族的镇宅之宝，世代典守，秘不外示。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的第四代嫡孙宝荪、约农姐弟将其中的一部分手迹，辗转带到台湾，大量文件留在了曾氏老家富厚堂内。后来,曾氏家族的一切财产都被没收，充作公产，唯有书籍和那些文书档案无人要，有人建议干脆一把火将这些反动材料烧掉。省里有关人士决定将这批东西运到省会长沙，交湖南图书馆的前身中山图书馆保管。图书馆随便找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屋子堆放，一把锁紧锁起来，从此无人过问。不料这种待遇恰恰保护了这批材料侥幸逃脱劫难，意外地得到完整保留。

学者们将这些材料与光绪年间的刻本《曾文正公全集》一比较，发觉有很多没收进来，都认为很有必要以这些档案为基础，再将台湾上世纪60年代影印的《湘乡曾氏文献汇编》合起来，出一部新版曾氏全集，此项目上报国务院古籍规划整理出版领导小组得到了批准。

艰难的整理出版

要将这个计划变为现实很不容易。好不容易组织了20余人的专家队伍，因种种原因不能产生出一个主编来。所有联络、协调，甚至包括全集体例的统一等等事情，都落在我这个责任编辑的头上，我毫不犹豫地充当起这个角色来。

那时岳麓书社没有汽车，我把社里唯一的复印机搬到板车上，颠颠簸簸地拖到省图书馆，每天进库房，把百多年前的发黄发霉、脱落、腐烂虫蛀的曾宅老档清点出来，一一处理归置，交复印员一张张复印。天天如此，风雨无阻，三个多月下来，将除奏稿外的藏件全部复印下来。如果按照后来图书馆的规定收费，资料费便是一个天文数字。

为了真实感受曾集的深浅，我自己先来做曾氏家书的整理校点。整理出的曾氏家书近百万字，我为每封家书写了提要，又在书后附上人名索引和内容主题索引。1985年10月，这两册家书作为新版《曾国藩全集》最先推出的部分，由岳麓书社出版。

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有报纸在重要版面上登出一篇标准的“文革”文章，以居高临下的气势，充满着火药味、语气尖刻地指责为什么要给一个反革命头子树碑立传。“文革”才过去不久，这样的文章令人心惊肉跳。但主管出版的一位省委宣传部领导说：“出版曾国藩的全集，是国务院古籍规划整理小组批准的，不要动摇。”我的心才安定下来。不久，美国纽约《北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社论，祝贺中国出版《曾国藩全集》，说出版此书“是中国文化界人士的思想突破了一大禁区的标志”“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和中国发射一枚新的导弹或卫星相比拟”。这让湖南出版界很兴奋，也让参与整理的学者专家们受到鼓舞。不久，我写的《曾国藩对人才的重视与知人善用》一文，被中组部举办的第三梯队培训班选作课外重点参阅论文。这篇文章其实是遵省委组织部之命写的，我实事求是地写了曾国藩识人用人的一些成功经验。此文大受好评，给了我启发：现在已到了可以客观科学对待历史的时候了，只要是抱着这种态度研究历史，是可以得到社会认可的。

在整理校点曾氏家书的过程中，我已经不知不觉地走进了曾氏的世界。

曾国藩是一个悲情色彩很浓厚的历史人物

说实在话，先前我对曾氏并不了解，多次仔细阅读了他的1000多封家书，我发现他信中所讲的许多观念与我的思想相吻合，他的有些话甚至让我震撼。身处他的地位，能将世事看得这样通透，说明这个人非比一般。我决定不仅仅只伏案看稿、改正错别字，而要独立研究，做一个有学问有思想的优秀编辑家。我一边编辑曾氏全集，一边潜心于近代史与曾氏的研读，一字不漏地啃读曾国藩留下的1000多万字原始材料。这种笨拙的读书方式，让我看到了历史的许多细微末节。而这，往往被不少以研究为主业的历史学家们所忽视。我在学术刊物发表了十多篇研究曾氏的文章，在《曾国藩非汉奸卖国贼辨》这篇文章里，我提出曾氏不是汉奸卖国贼的观点。文章在《求索》杂志发表后至今已有27年，没有见到反驳的观点，学界基本上认同我的这个看法。

在全方位地研究曾氏这个人后，我有一个认识：曾氏既非十恶不赦的反面人物，也不是一代完人式的圣贤，他其实是一个悲情色彩很浓厚的历史人物。他在晚清那个时代身处政治军事的中心漩涡，却一心想做圣贤，一心想在中国重建风俗淳厚的理想社会，这就注定了他的悲剧性。细细品味他留下的文字，可以发现他的内心深处是悲凉的、抑郁的，苦多于乐，忧多于喜。这种强烈的悲情氛围，要远远超过他的那些风光荣耀的外在表现。

三年多日夜兼程写小说《曾国藩》的波折

1986年，也就是我进入四十不惑那年，我作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很大胆的决定：写一部以曾氏为主人公的长篇历史小说。这是因为借文学元素可以走进人物的精神世界，将人物写得生动鲜活，尽可能接近我心目中的那个人物原型。我在青少年时代极想做一个作家，我要借此圆我的作家梦。

从那以后，我上班时间编曾国藩全集，其他时间写曾国藩小说。我坚决辞掉了副总编辑的职务,每天写作到凌晨一两点。我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没有任何应酬，除开睡觉外，也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甚至连天气变化时序推移的感觉都已不存在。我有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

经过三年多的日夜兼程，我写出了百万字的初稿。将书稿交给湖南文艺出版社，却多次选题申报不能通过。直到1989年底湖南省出版局换了新局长，我向他陈述了两个多小时，新局长表示：只要没有政治问题，又不是诲淫诲盗，就可以考虑出版。他要求每个局党组成员都看一遍书稿，并且签字表态。这样慎重地对待一部书稿，过去从来没有过。

小说《曾国藩》大受欢迎，推动了《曾国藩全集》的发行

1990年8月，台湾黎明文化公司出版了《曾国藩》的第一部。三个月后，以《血祭》为书名的大陆版《曾国藩》第一部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出版后引发的社会反响，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这部书在校对室里便招来一片叫好。出版后，来出版社买书、要书者车水马龙。当时印书的新华二厂在邵阳市，因供电紧张常常停电。工厂要求供电所供电，所里的人说，你们拿《曾国藩》来我们就供电。连出版社从不读书的门房都想请责任编辑送他一本书，我听后很感动，立即自己拿出一本签上名亲自送给这位工人师傅。1991年，《曾国藩》第二部《野焚》出版，1992年第三部《黑雨》出版。与此同时，台湾也推出了黎明版的第二部、第三部。

小说《曾国藩》做了很好的广告宣传，推动了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的发行。1995年《全集》第一次整体推出便印了八千套，半年后就加印5000套。一套30本历史人物的全集，两年内发行1.3万套，这种情况很少见。《辞海》第六版甚至专为它立了一个词条。

这之后，我策划出版了《胡林翼集》《彭玉麟集》《曾国荃全集》，并担任这几部书的责任编辑。这些书无疑是研究那段历史的重要史料。作为一个编辑，我不想四路出击，到处开花，我把目光锁定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这个小范围，一是湖南，二是近代。编辑虽说是杂家，但杂中还得有所专。太杂必流于浅薄，有所专才能走向深厚。

我继续业余时间的历史小说创作，写了《杨度》与《张之洞》，与《曾国藩》被人们称为“晚清三部曲”。

无憾于读者、无憾于子孙

进入21世纪，“曾国藩”出版热的背后是对曾氏身上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或忽视或淡化或歪曲，这激起我为曾氏正本清源的责任。《张之洞》出版后我明确表示，今后不再写长篇历史小说，而是做点别的事。这个事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写“评点曾国藩”系列。

2002年推出“评点”系列的第一部《评点家书》，以后陆续推出《评点奏折》《评点梁启超辑嘉言钞》。我的写作宗旨是：以走进曾氏心灵为途径，以触摸中华民族文化的底蕴为目标。作为一个文化人，我认为这才是研究曾国藩的正路子。评点系列的第四本“评点日记”、第五本评点书信、第六本评点诗文也相继推出。我将把这六本评点合起来，再作一些增删修改的工作，以《评点曾国藩选集》的书名整体推出，为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个方便的读本。

从2007年到2011年，我花了整整4年的时间对十多年前的《曾国藩全集》做了一次全面的修订，弥补了当年的许多编辑遗憾。2011年11月，在曾氏诞生200周年的纪念会上，举行了隆重的修订版首发式。看着用红绸带包扎的31册修订版全集，我心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基本上可以无憾于读者、无憾于子孙了!

要有“传承智慧，打通古今”的责任

自从进入岳麓书社，我就常常想一个问题：我的职业成就体现在哪里?或者说，什么是我的职业追求?一个古籍出版社的编辑，其立足点要落在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上，把古代的知识、技能，把古人的感悟、体验，传承给今人，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古人的智慧。一个当代的古籍编辑要有一种意识，即如何能让今天的读者更方便地接受这一切。我后来慢慢地将这一思想凝结成八个字：传承智慧、打通古今。

智慧，有低层次与高层次之分。低层次的智慧可以用文字来表述。我应邀讲课时讲过《曾国藩的人生智慧》，我写曾国藩评点系列，也把很大的心血用在挖掘曾氏处世做人的智慧上，我编辑的二曾、胡、彭等人的文集中，自然也蕴含着作者的许多智慧在内。高层次的智慧则不是文字或语言所能表达的。那还能传承吗?如果能，会以什么方式传承呢?我认为，人类的高层次智慧一定是能够传承的，但不以文字或语言的形式来直接传递，而是隐藏在杰出人物对世事的具体处置上。善于观察和思索的人，将此化于自心，心领神会而随机运用。我之所以要倾注自己几乎全部心血去写三部历史人物的小说，主要目的就在这里。我希望借助文学元素再现历史上杰出人士的所作所为，让有心的读者从中去琢磨、感悟那些高层次的智慧。

30多年来，我走过了一条从文献整理到文学创作、再到文本解读的道路，看起来扮演了编辑、作家、学人三个角色，其实我一直立足在编辑这个岗位上。我的一切努力，实际上不过是朝着作家型编辑或学者型编辑的方向努力罢了。

(唐浩明，著名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本文原名《一个编辑的追求》，获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出版科研论文)奖。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