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李婷婷

11月30日，中国“二十四节气”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有几千年历史的二十四节气，包含了人们对四季变化转换规律的总结，是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

恰逢二十四节气申非遗成功之时，著名学者余世存最新力作《时间之书：余世存说二十四节气》顺势推出，画家老树倾力绘制24幅节气美图，成为第一部全面解读二十四节气的国民读本。

近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对话余世存，听他解读中国人千百年来证实的存在与时间。

每一节气都有它的功用和价值

新湖南：为什么想写下《时间之书》？为什么觉得“时间是最好的朋友”？在这之前，您写过《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上次您也说到在研究易经。为何对时间特别感兴趣？

余世存：这本书是应《国家人文历史》杂志之约开专栏的结果。我也曾问一个知名的历史学家，二十四节气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历史学家张口结舌。我才意识到，传统文化的这些学问在现代学术中是极为边缘的。就这么写下来，写了整整一年，真正成了我的研究成果。

时间是最好的朋友。对没有阅历和反思生活的人来说，这话没有意义;而对理解它的人来说，这话有各自的场景、感念和安慰。我在写节气时，也体会到人们说的“日日是好日”，每一节气都有它的功用和价值，每一时间都在整体的意义上帮助我们，无论是让我们积累，还是让我们休止。

我们身边大多数人失去了时间感，人人以为自己的生存是一个偶然，存在是唯物的，是当下要牢牢抓住什么的。很少有人意识到自己与时间、空间有最深刻的联系。我们每个人都携带有时空的代码，就是我们彼此交流或档案上的时空信息，我们的这一信息或时空代码与新的时空形成良性、惯性或恶性的互动，但我们对此互动日用而不知。

新湖南：老庄、易经与节气时间，存在某种共通。与现代科学不同，中国文化似乎更倾向于“生命哲学”，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我个人认为中医也是如此。您怎么理解时间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中国人中扮演的角色？

余世存：有朋友说，中国文化是时间性的，西方文化是空间性的。时间确实在传统文化和古典中国人那里有重要的意义，比如老庄道家讲长生久视，我们普通人追求好死不如赖活，等等，都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中国人对时间的把握较为精细。无论是大时间尺度的玛雅文化，还是对时间不太关注的印度文化，以及西方文化，都不如中国文化对时间的感受敏锐细腻。

但有意思的是，中国人的时间意识是循环的，不是线性演进的，中国人对时间虽然重视，在西方人眼里，却是长期停滞的文明。黑格尔就感叹中国是一个没有时间的国度。

写时间简史，看到先人对节气时间的理解，就像是一个非常有审美能力、有科学精神也有善意的人，在与时间进行莫逆于心的互动，是一个人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这个人就是我们中国的古典文化。

真正的信仰，其发生源起就是先民对时空大化的感受

新湖南：《时间之书》的远景似乎是老庄哲学，但具体篇目和表达又是以儒家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等德目来遵循、恪守时间和环境之变？儒和道如何在您身上融合？

余世存：你的这个感受是对的。我说过，宋明以后，儒释道在中国上层、下层都实践着合流的历史过程。今天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人，如果还强行把它们分开来取法就有问题。我在《立人三部曲》的序里还说过，儒释道耶回都是现代人的思想资源，如果一定要区分出中国人与他者，那么中国人就是内释(儒释道)外耶(耶回)。

我这本书的序题叫“行夏之时”，孔子说他的为邦之道是，“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我发挥孔子的这话，在全球化时代，孔子的“行夏之时”之说，就是采用公历时间，享用各国产品，保留中国元素，怀抱人类情怀。

新湖南：您曾写过《非常道》《中国男》《小民大国》等，被誉为青年学者、思想家、公共知识分子。后来开始转向研究老子、易经、时间，您如何看待自己身上的这种“转变”？现在如何看待“社会”与“自身”的关系，如何理解信仰？

余世存：这种转变是从青春走向中年的必然，跟从热烈的生活退回宁静的书斋没有关系。我的文字不是学院的、书斋的，我的文字仍是战斗的、撄人心的。在某种意义上，我对做一个知识人有些自觉，我们身上背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知识或思想使命，我们的努力仍在给社会提供有效的思想资源，仍在校正、安顿世道人心。

我这些年经常使用“绑架”一个词，我们自身的生活或使命不能为时代社会裹胁绑架，要活出自己并不容易，这需要有至高的信仰。真正的信仰，在其发生源起上，就是先民对时空大化的感受。它跟我们现在的拜物教、拜金主义、物质主义一类的信仰不是一回事。

节气时间中的物候是比GDP更重要的生存指标

新湖南：古老的农耕文明日渐消隐，牧歌已经远去，作为中国古人生产生活的指南，这种根植于时间中的生活方式和生存观，您认为还在对我们的现代生活施加怎样的影响？我们为何还需要它？

余世存：我的理解是，现代生活有超越时空的一面，但同时仍离不开具体时间，对时间的感受和安排，仅仅以一分为四的一年四季来做参照是不够的;以一分为十二的月份时间来做参照也是不够的。只有把24份的节气时间纳入进来，现代生活的时间才不仅仅只是人文的，人道的，而是涵有自然、天道的。

随着节气时间从传统中从背景里走出来，参与我们当下的生活，我们会创造出更丰富多样的生活。我们会用节气时间来校正网络时间、手机刷屏时间、技术跟风时间、拜物拜金时髦时间、单位变异时间，等等，我们会从日常生活的理性或物质生活理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那种人性的、生命无限丰富可能性的东西会在我们身上复苏。

所以，我觉得从节气时间开始，我们个体的日常生活和人生感受的时间才算真正开始了。年轻朋友借助于节气时间，可以认知自己的生命已经完成的阶段和有可能抵达的境界。

新湖南：节气、物候在当下似乎更趋向于一种纯粹美学上的理解和感受，这一关于时间的文化和文明模式，如何体现它的“旧邦新命”？

余世存：节气时间中的物候是一个非常好的生存指标，比如过去的乡村，春分前后，燕子是否飞回自己家里安居是一个有意义的事件。如果自己堂屋里没有燕子安个窝，对人的打击是很大的。我相信，今天的节气时间会出现新的物候，这些物候会让我们对生存环境，对自身和共同体的德性有一个及时的检验和考量。

比如霾已经是一个重要的物候了，可以说，节气时间中的物候是比GDP指标、物价、房价更重要的参数。

现代人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丧失时间感，身心紊乱焦虑

新湖南：我们有自己的生物钟，可以说，每个人的身体里都存在一个时间。如何调和身体内外的时间，是一个隽永又优美的奥秘。能否谈谈您理解的人在时间中的使命。

余世存：比如立春节气是“天下雷行而育万物”，这是提醒人们春天是生发的季节，植物、动物都生发繁荣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能伤春的。所以接下来的雨水节气是“君子以思患预防”，既说明君子应该注意不干预自然界的生发，也应该注意周围是否因为雨水不够而难以生发。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故事我没写进书里。咸丰皇帝的才智一般，比不上兄弟恭亲王，但他让父亲看重立为太子就是因为他的老师教了他几招，其中一招就是，跟众王子一起打猎时他一箭未放，父亲问他，他回答说：“此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据说他的父亲道光皇帝称道他：“此真帝者之言!”从这个故事说明，人在春天开始也要生发，但要注意有所约束，不能因为自己要发展而毁灭了他者。

新湖南：我们如何调整、确定、开始自己的时间，如何在时间中获得安顿？

余世存：现代人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丧失时间感。全球化的人类文明的成果之一就是现代人对时间空间的超越，而忽略了人是此时此地的存在，人的身心仍有生物钟。如果时间感丧失，生物钟紊乱，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就会出问题。

当然，时间感对现代人的意义不仅仅是健康方面的，也有人生幸福和意义方面的。从时间感的角度，我们可以观察很多社会现象。比如“成功人士”这个词，只中性地说它的人生阶段的话，它基本上是指人生秋冬之际的状态;但年轻人正处在人生的春夏阶段，所以年轻人根本不应该羡慕成功人士的生活，也不应该仿效成功人士的生活。因为春夏阶段，还是要耕耘，要播种，要吃苦。我在书的自序里引过一段话：“年轻人，你的职责是平整土地，而非焦虑时光。你做三四月的事，在八九月自有答案。”但现实社会里，很多年轻人却没怎么付出就想过成功人士的生活，不仅痴心妄想，而让自己的精神焦虑不安，酿成自己人生和社会的种种悲喜剧。

那么成功人士呢?秋冬阶段的人生应该怎么度过呢?从节气时间来说，秋冬阶段，既是收获的季节，又是散财的季节。很多人把春夏秋冬的生长收藏当作人生指南，但最后一个藏字，一般人的理解是有问题的。藏不是聚敛的意思，不是囤积的意思，对人生人身来说，它更是清廉的意思，是退场的意思，更是洗心退藏于密而生出智慧的意思。成功人士的生活，有一个重要的考量，就是他是否退场，是否散财;如果他只是把财富收割了藏在自己身上，那就会招来灾害。老子说过，多藏必厚亡。那种贪婪收藏而非清廉散财布道布施的生活，会把这种成功人士钉在人生社会的耻辱柱上。

新湖南：日常生活中，您如何与身体内外的时间相处？您现在如何理解时间？

余世存：我也是在向古典中国人学习，比如苏东坡、朱熹、王阳明、顾炎武这些人的实修功夫很不错，我也曾经从静坐、站桩、持戒中受益，感受身体内外的差异。回到身体内的“知止知定”中，是对身外热闹繁杂世界的一种有效的补充和校正。

上药三品，神与气精；把精气神安顿调伏把握好了，可以说是给身心充电补充能量。当然，我现在的功夫还比较浅，还没有修到出入自如的地步。

我同意康德意义上的理解，时间是我们的先天直觉形式。我们个人获得时间感，意味着我们的“重生”或“再生”；但很多人没有自己的时间感，他们只有社会的时间感、圈子的时间感、单位的时间感，他们的人生就只是本能的、因循的、一次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