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严峰

每当从葱绿的江南回到家乡烟台，走进家门，总是不由自主地踅摸进父亲的书房。书房是一间不大的北屋，摆放着一个不大的书橱，一张同样不大的写字台。

书房里，除了放置在书桌上的砚台、笔架，和一张父亲的大幅遗像，就是塞得满满当当的书橱;书橱的一边，一颗粗粗的钉子上，挂着一把古老的民族传统乐器——二胡。

这是父亲的琴。

二胡已然蒙上一层薄薄的尘埃。只有那铜的琴轴、蟒的琴皮，还闪着旧时的磨光，看上去也还是那么的熟悉、亲切。

书橱旁侧的墙壁上，贴着父亲抄写的琴谱，是瞎子阿炳所作著名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简谱，一笔一画，工工整整。

每当默吟着这张琴谱，那如泣如诉的乐音，就在心里泉水般汩汩流淌。

1954年春节前，父亲第一次和母亲一起，来到龙口外公家的小村，带着还在襁褓中的二姐，看望寄养在外公家刚满两岁的大姐。

临近春节，村里劳作了一年的乡亲们便热闹起来，在村边的麦场上搭了台子，唱起大戏。听说从城里来的女婿会拉“胡琴”，不由分说，就把正在为乡亲写春联的父亲请上了台子。

“胡琴”是乡里人对民族弓弦乐器的统称。那时的“胡琴”却也简陋，木质粗糙，用的是丝弦，调音的木制琴轴要么拧不紧要么容易崩断弦;不似现今紫檀的琴杆，铜制的琴轴，品相极好的琴皮，还有质地纯正的马尾琴弓。

父亲并不打怵，提着一把二胡就和村民一起演奏起来。

早在抗战后期，16岁参加革命的父亲在胶东兵工局从事军工和宣传工作时，就经常参与文艺宣传活动。至今，家里还珍藏着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父亲身穿军装，披件黑色外衣，倚坐在地上，怀里揣着一把小提琴，神情散淡而执着;他的十几个战友也各自拿着不同的乐器，或站或立，围聚在一起。

60多年过去了，父亲拉“胡琴”的往事，还常常被村里的老人提起。

当时，父亲是烟台日报的总编辑，还不满26岁。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不论家住太平街还是虹口路，父亲的房间总是放着一把二胡。已经在市委宣传部工作的父亲，只要有闲暇，就会端坐在椅子上，操起二胡，先是衔一枚口哨般的黑色校音器调弦，“嘟嘟”地发出A的音调;再慢条斯理地用松香在琴弦上来回抹擦。拉的曲子，除了传统京剧唱腔的伴奏音乐，就是经典的二胡独奏曲。优美的琴声，氤氲着我们四姐弟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少年……

父亲在干校时，不常回家，闲置的二胡就成了我无聊时取乐的物件儿，平时也跟几个爱好音乐的同学一起捣鼓琢磨。或许是自幼耳濡目染，过了两年，我就能照着乐谱，演奏难度较高的二胡独奏曲《赶集》了。

1970年的初冬，我夹把二胡参加了部队招考文艺兵的面试，竟然被录取了。16岁的我，成了部队战士业余宣传队的一名乐手。

翌年，父亲离开干校。有一次，我趁着到烟台购买乐器的机会，回到东南台子的新家，还给父亲拉了一曲刚刚学会的刘天华的著名二胡独奏曲《良宵》，父亲听了，并没作声。

“这样的曲子，自己练练琴还可以，尽量别在外人跟前拉。”回部队前，父亲挺严肃地嘱咐我。我知道，刚刚恢复工作的父亲，对那时的社会文化气氛还心存忧虑，不得不谨小慎微。

尽管如此，父亲对我在部队从事的文艺宣传工作还是很在意的。有一次给父亲写信时，不经意地提到，部队宣传队配发给我的那把小提琴不仅老旧，而且拉起来音质含混，每当演奏到高把位，就有些轻浮、甚至刺耳的乐音飘出。

父亲有位老战友，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乐团团长。极少求人的父亲给老战友写了信，大意是我在部队宣传队当乐手，希望他代买一把质量好些的小提琴。过了不久，一把小提琴就到了我的手中。后来听说，父亲的老战友为了这把小提琴花了500多元，当时这可是一笔巨款。

这把小提琴木质极好，从面板、侧板到背板，一色粗粗的“虎皮纹”，音质比宣传队弦乐队首席的那把小提琴好多了。

父亲曾告诉我：“伯伯说了，这把小提琴是‘借给’你的。”

“还得还啊?”我有些不情愿。

“伯伯还说”，父亲说话总是慢条斯理：“借给，借给，‘借’就是‘给’。”

我这才放了心。打那以后，这把小提琴就一直跟随我，走南闯北，不离不弃。

20世纪90年代初，父亲离休了。平日里，父亲不是读书、与友人叙旧，就是习练书法;当然，家里的那把二胡也不时奏响，《二泉映月》的旋律又在闲适而温馨的时光里飘荡。

父亲虽然长期在党政机关工作，但性情内敛，不事张扬;每当琴声婉转悠扬的时候，我们料定，父亲此刻心情大好。

前些年，弟弟一位搞民乐的朋友举家迁往美国，行前送来一把专业级的二胡。

现今的二胡不仅品类繁多，而且品质与以往也大相径庭了：紫檀、红檀、花梨木……林林总总;敦厚且油亮的共鸣箱，铜制的琴轴，钢丝弦的顶端还配有微调器。

“老了，指法不灵便了。”有一年回家探亲，父亲踱入书房，取出这把二胡，“还是你拿去吧。”

于是，这把二胡又跟我去了江南。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3年多了。每当一个人坐在俯瞰湘江的阳台上，望着一城灯火、北去江水，幽幽地拉起《二泉映月》，就仿佛看到父亲的微笑，听到父亲的琴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