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达

杨伯峻

杨逢彬

李林

近来，一部学术著作《论语新注新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关注。该书作者是杨逢彬教授，他的祖父杨树达先生著有《论语疏证》，他的堂伯杨伯峻先生著有《论语译注》，作为杨氏家学后继者的杨逢彬立志要站在先辈的肩膀上再攀学术高峰，在这两部经典之作后出版关于《论语》的新著，这本身就是一段学术佳话!

一门三代三位语言学名家，可谓渊源有自

在近代以来湖南的著名文史学者中，杨树达先生是最负盛名的大家。

杨树达(1885～1956)，湖南长沙人，字遇夫，号积微，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毕生从事汉语语法和文字学研究和教学。他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精熟史籍，《资治通鉴》这样的大部头书都能够背诵。七八岁时他就跟着父亲学习《通鉴》《史通》等史学名著，少年时师从王先谦、梁启超、叶德辉、苏舆等学术名家，入长沙时务学堂、求实书院学习。1905年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受聘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大学、清华大学等，享有盛名。1949年后，任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教授，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等。他精于考订校释历史文献，能运用近代科学的研究方法，独具慧眼，在周密考释的基础上发前人之所未发，著有《积微居甲文说》《积微居金文说》《汉书窥管》《词诠》《高等国文法》《汉文言修辞学》等20余种著作。

杨树达堂侄杨伯峻，著名语言学家，湖南长沙人，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语言学会理事等，著有流传极广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等。

杨树达先生的嫡孙杨逢彬，湖南长沙人，1977年考入湖南中医学院，毕业后曾协助钟叔河先生编《走向世界丛书》。1986年整理出版《积微居友朋书札》。1988年考入武汉大学，师从著名古文字学家夏渌攻读古文字学硕士学位;1991年毕业并留武汉大学任教;1993年师从北京大学中文系郭锡良教授，获文学博士学位;出版有《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2005年荣获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二等奖。现为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南开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今年出版《论语新注新译》，引起广泛关注。

一门三代三位语言学名家，可谓渊源有自。其实，杨家出人才甚多，如杨树达的儿子、著名翻译家杨德豫等。

“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楷模”

1938年11月下旬，杨树达来到抗战中西迁辰溪的湖南大学，住在县城刘家巷。这里靠近汽车站。1939年4月30日，日机轰炸辰溪。听到警报响起，杨树达带着儿子德豫到后山躲避。德豫的两个弟弟德庆、德嘉病卧在床，夫人张家祓留下看护，德豫的姐姐德纯坚持和母亲、弟弟一道留下。在后山上，杨树达只见日机俯冲向汽车站投弹， 一阵尖利的呼啸声后，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处，滚滚浓烟随之升起。他冒着冲天火焰奔回家中，只见隔壁房屋被炸弹击中，一老太太被炸死;前院飞来一长方形大石，檐瓦俱落。好险!他第二天就搬家到沅水南岸湖大校舍附近的龙头垴。虽比城里安全了，还须时常躲警报;没有饮用水，公用厕所摇摇欲坠，臭气扑鼻……

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中，杨树达开始了《论语疏证》的撰作。他说：“吾人既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则整理文化留贻子孙，非吾辈任之而谁任之哉!”杨树达治《论语》，是先辑古义，著《论语古义》，而后逐步扩充为疏证，研治时间很长，充分体现了他对整理《论语》的重视和慎重，《论语疏证》直到他去世前不久的1955年才正式出版。陈寅恪先生读到该书时赞叹道：“今先生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楷模也。”

1957年元旦刚过，科学出版社负责人收到一个包裹，内有一封信、一份书稿。信是冯友兰先生写的，内容是推荐杨伯峻所著《论语今译》书稿。信中说：《论语》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极重要的资料，但文约义丰，极不好翻译。杨伯峻是古汉语文法学家，他的翻译用过很大的工夫，又经过杨树达的校正，对于研究《论语》的人及一般读者都有很大的帮助，建议出版。

中科院主管的科学出版社是当时最权威的出版社，杨树达的好几种著作都是该社出版的。经出版分工调整，古籍整理类图书此时已不归该社出版，但该社并没有退稿了之，而是郑重其事地给古籍出版社(今中华书局)发出公函，推荐《论语译注》，同时通报杨伯峻已转荐该书稿。16个月后，《论语译注》由中华书局出版。其时杨伯峻已成“右派”，《论语译注》出版却未受影响，也算奇迹。该书至今已经印刷约200万册。除了最初的本子、1980年的第二版，已有七种版本行世。

张政烺先生说：“在今注中确有极高学术价值的，可以达到雅俗共赏的境地，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描述道：“杨伯峻先生和其叔父杨树达先生一样， 一方面对传统文献讽籀极熟，另一方面又掌握了现代语言学知识。他治语法，得力于文献的烂熟于心;治文献，又娴熟地运用现代语言学手段扫除各种障碍;因而左右逢源，多有弋获。”这大约是《论语译注》能成为经典的原因。

板凳一坐12年，磨出高质量《论语》新注

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各种《论语》注本层出不穷。但智者千虑，或有一失;即使未失，面对某一词句他人提出的不同解读，读者常难以取舍。有没有一部书，既能令人信服地纠正《论语译注》的少数错误。杨逢彬的《论语新注新译》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上世纪90年代初，杨逢彬在著名学者、北京大学郭锡良门下研究古汉语语法。杨逢彬本科学医时老师讲过，一项研究是否科学，检验标准之一是必须可重复，可验证。《论语》中有许多古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疑难词句，杨逢彬试图找到一种方法，改变这一现状。

杨逢彬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凡系统都有封闭性、自主性，系统内部的问题包括词语问题一般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这就关上了一扇门，凡是仅用语言外部因素如情理、义理来解释语言内部的词语问题的，应不予采纳。而各个词语在特定句子上下文条件下的用法与意义是独一无二的。故任何经过严格训练的人考辨特定时代特定句子上下文条件下词语的用法与意义，结果都会一致。这样的词语考证就是可重复可验证的，古人训诂中的经典范例也都是符合这一原理的。如《诗经·邶风》“终风且暴”，汉代有人说终风是西风，有人说是终日风。训诂大家王引之根据《诗经》中“终”出现的上下文“终温且惠，淑慎其身”“终窭且贫，莫知我艰”“神之听之，终和且平”“禾易长亩，终善且有”认定，“终”是类似“既”的意思。2004年初，杨逢彬开始《论语新注新译》的研究与撰写，书中有160多例对疑难词句的考证，其中有几十例是类似王引之的这种考证，《论语》中古今见仁见智的词句，该书基本上都论证了。

如，《子路》章记载孔子引用南方人的话：“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杨伯峻解释“巫医”为一个词，指既能通鬼神，又能治病的人。杨逢彬利用电脑进行穷尽搜寻分析，发现先秦文献中“巫”和“医”一般都分开说，合在一起的仅此一例，故认为“巫医”在当时应是词组，指巫者和医生。这和《周礼》的记载高度吻合。

又如《微子》章“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短短11个字，就有两个歧义。1.“吾老矣，不能用也”是前面出现的齐景公说的，还是孔子说的?2.如果是齐景公说的，是说自己“不能用”，还是不能用孔子。杨伯峻先生译为齐景公说自己“不能用”，即无所作为了。孙钦善先生《论语本解》译为孔子说自己老了无所作为。杨逢彬证明杨伯峻说是对的。他运用杨树达倡导的“审句例”方法，寻找《论语》遣词造句的规律，发现话如果是孔子说的，“曰”前必须出现“子”或“孔子”;“孔子行”也证明不是孔子说的，否则“孔子”就不能出现，只能是“遂行”“乃行”。“不能用”是齐景公说自己;如果说不能用孔子，“用”后必须有宾语。

杨逢彬在杨伯峻的基础之上全面运用现代语言学倡导的系统性、社会性、历史性观念和方法注释古籍，加以计算机检索穷尽分析，呕心沥血12年，解释的准确度、可信度，较之《论语译注》无疑更高。中国训诂学会学术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文字学会常务理事郭锡良先生预言，《论语新注新译》将与《论语疏证》《论语译注》“鼎足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