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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转兵纪念馆。 张红 摄
红军当年赠送给村民的马灯。曾祥荣 摄
小水战役纪念碑。 唐曾伟 摄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胡益龙 吴贵勇 唐曾伟
一段岁月，波澜壮阔，刻骨铭心; 一种精神，穿越历史，辉映未来。
在湖南西南边陲有一个美丽的侗乡小城——通道，虽不起眼，但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34年9月15日，执行长征先遣任务的红六军团8000多人，在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率领下，从绥宁进入通道。取得小水突围战胜利后，9月17日，占领通道县城，9月18日向靖州新厂挺进。
1934年12月12日，突破蒋介石布下的4道防线的中央红军，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放弃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在关键时刻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就是史上著名的“通道会议”“通道转兵”。
10月中旬，记者来到通道侗族自治县，沿着当年红军长征足迹，倾听长征路上的新老故事,感受当年那一段激荡人心的岁月。
一座书院——历史在这里转折
从通道县城出发，西行42公里，来到通道老县城县溪镇，因“通道转兵”而大放光彩的恭城书院就坐落在河边一座小山丘上。
恭城书院是中国现存最完好的一座侗族古书院。拾阶而上，走进历经200多年风雨的古书院，飞檐翘角的门楼雄伟壮观。长满青苔的青石板台阶和斑驳陆离的雕梁画栋，见证了红军长征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1934年12月12日下午，寒风彻骨。关系红军和中国革命前途的临时会议——通道会议正在这里举行，讨论中央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
“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博古、李德。”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介绍，当时李德、博古仍坚持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
记者在复原的展厅看到，与会者的座椅围着一张方桌依次摆开，毛泽东坐的那把椅子摆在会议桌一角，似乎是个旁听者。这个座次与毛泽东当时的地位是相称的。自从“宁都会议”被解除兵权以来，毛泽东对红军重大军事行动就没有了发言权。
据介绍，当时毛泽东向李德发问，蒋介石已布下重兵，张网以待，为什么一定要去钻这个口袋?湘江之战的教训还不够吗?如果中国工农红军在此损失殆尽，你负得起责任吗?
“你们中国革命的责任难道要我一个德国人承担吗?”李德大怒，拂袖而去。
毛泽东力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
在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头，毛泽东的意见，除博古没表态外，得到了其他与会人员赞同。
会后，当天19时30分，以军委名义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了西进贵州的电报，并特地注明“十万火急”。
刘伯承曾说：“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可见，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通道转兵;没有通道转兵，就没有贵州的黎平会议。通道会议挽救了3万多中央红军，为黎平会议和遵义会议召开奠定了基础。
红军通道转兵，给当地留下珍贵的红色遗产。近年来，在通道会议会址，兴建了通道转兵纪念馆，收集了300余件红军长征过通道时的资料和文物。
在通道转兵纪念馆广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群雕巍然耸立。纪念馆内正在抓紧布展，迎接10月20日在此召开的湖南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
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陈列布展采用图文、实物、雕塑、声光电、情景复原等传统与现代高科技相结合的方法，真实再现通道转兵这一辉煌历史。
“今年来，通道以筹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系列活动为契机，着力实施了一批重点项目，推进红军长征通道转兵纪念地建设。”怀化市委常委、通道侗族自治县委书记印宇鹰介绍。
据了解，通道转兵纪念馆由主题陈列馆、纪念广场、通道会议旧址恭城书院、总政治部旧址东岳宫、毛泽东等人住址宝庆会馆等组成。
一盏小马灯——见证三代红军情
在恭城书院，放着一盏小马灯，灯罩布满灰尘，灯芯已经干瘪。然而，它却见证了82年前一段浓浓的军民鱼水情。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西进贵州，途经通道芋头古侗寨。不明情况的村民吓得躲到山上去了，只有一个叫杨再能的小伙子留在寨里。杨再能发现红军进寨后，用点米、用点柴，都不白拿，会留下银元。他觉得红军是不一样的队伍，主动帮红军挑担子、带路。
杨再能的儿子杨正益说，当父亲送红军到贵州边界，准备回寨时已是晚上，没有月光，红军不放心，就送给他一盏马灯及一些防身物件。
从此，杨再能念念不忘红军，希望将来儿子也能加入红军。杨再能育有5个子女，杨正益是他最小的儿子，读了几年书，被杨再能寄予厚望。
杨正益说，12岁那年父亲去世，临终前把红军送的那盏马灯传给自己，并让他将来入伍当兵。从小听父亲讲红军故事长大的杨正益，内心早已萌生当兵的念头。17岁那年，他报名参军。当兵5年，他退伍回乡，成为一名教师，经常向学生讲述红军故事，教学生唱红军歌曲。
在父亲耳濡目染下，18岁那年，杨正益的儿子杨标也参军报国，成了杨家第二代军人。2008年，杨标退伍回乡，经常到恭城书院当义务解说员，为游客讲红军故事。
一座团结桥——承载军民鱼水情
沿着209国道，记者来到通道菁芜洲镇老王脚村，见一座雄伟的石拱桥横卧在渠水河上，桥的两头各耸立着一个侗族特色的凉亭。挨着国道的凉亭旁，立着一块石碑，上书大字“民族团结桥”，落款为“王震敬题”。
“现在我们出外，都通过这座桥。没有这桥，我们村就成了一座孤岛。”老王脚村党支部书记吴银贤说，“民族团结桥”见证了红军与侗乡群众的鱼水深情。
1934年9月15日，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率领的红六军团一路西征，来到老王脚村，这时已人困马乏。
当地侗胞久遭兵匪之害，听到有队伍入寨时，当地青壮年全部跑到山上躲起来，留在寨中的只有老弱病残的贫苦村民，村寨里几乎家家锁门闭户，红军战士只能临时歇脚于鼓楼、凉亭、风雨桥和屋檐下。
傍晚时分，村寨中一栋民房突然失火，并迅速蔓延。红军战士立即挑水、扑火。经奋力抢救，10多栋民房免遭火灾。红军还把自己的财物，分发给受灾侗胞。
红军的一举一动，让躲在山上的侗胞相信，这是穷人的队伍，纷纷回到村寨。侗胞陆秀荣还宰杀了家中一头100多公斤的肥猪犒劳红军，可红军硬是照价付了钱。
老王脚村前渠水河水流湍急，拦住红军前进的脚步。次日，侗胞帮红军找来木排、卸下门板、搬来八仙桌等，扎成浮桥渡河。临行前，王震深情地对侗胞说，等到革命胜利后，为老王脚村修建一座桥。
老王脚村依山傍水，进出物资靠肩挑手提、划船渡河，极不方便。修桥，成为当地侗胞的心愿。1989年，在各级政府大力支持下，在渠水河上建成了一座长130米、宽4.5米、高15米的石拱大桥。
大桥修通，侗胞们为给桥取名的事争论不休。寨子里有威望的吴通焕、陆德坤、吴金照和老人们商量，拟了4个桥名：念红桥，民族团结桥，红军长征纪念桥，先遣桥。吴通焕、黄保慧、陆友昌3人还代表村里人来到北京，辗转找到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
王震说，就用“民族团结桥”吧，更贴切点，红军也是各族同胞嘛，民族就要团结。
“红军没有食言。”71岁的侗胞吴道友说，“有了这座桥，我们出去方便、安全，运肥料、木头都可以从桥上过，生活越来越好了。”吴银贤告诉记者，“民族团结桥”也是一座致富桥，促进了村民增收。去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3000余元。
一座纪念碑
——红军精神永流传
“你们都知道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我们这里的大坡界，红军八壮士的故事同样悲壮感人。”在通道溪口镇小水村，70多岁的村民田绍清给记者讲述了听奶奶彭庚妹讲过的一个故事。
1934年，红六军团过小水村，看到做小生意的彭庚妹生活困难，送给她一个做饭的“鼎罐”，还有老蓝布印花被子。不久，小水阻击战在离村不远的大坡界打响。
9月13日，红六军团西征至绥宁黄桑坪，遇到敌军8个团阻截，还有2个师尾追而来。情况危急，红六军团首长果断决定，改道分兵，以游击战术与敌周旋。
9月15日下午，红18师从黄桑坪南下，向通道杉木桥前进。敌军尾追红军不放，并派兵抄近路直奔小水大坡界主峰，占据有利地形。大坡界地势险要，山林密集，便于隐蔽。敌军到达大坡界主峰后，分散成阻击队形，等待红军到来。
红军部队行至小水大坡界山底峡谷时，敌军向他们发起突然袭击。红军不知有埋伏，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敌截为两段。红军在谷底，处于劣势。
面对突然袭击，红军迅速作出反应，命令一个排30余人担任掩护，抢占大坡界另一高地，阻截包抄之敌，还击进攻敌人，红军主力趁机突围出去。战斗打得异常激烈，红军战士不怕牺牲，死死守住阵地，苦战3个多小时。
激战中，20多名红军战士英勇牺牲，最后只剩下8名红军战士，但他们仍坚守阵地，以让红军主力走得更远。8名红军战士战至弹尽粮绝，为了不让敌人俘虏，集体跳下50多米高的悬崖，全部壮烈牺牲。
在小水村党支部书记李明良带领下，记者来到大坡界，一路上山道蜿蜒，崎岖难行。半山间，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石碑，上面有“红军精神永存”几个大字。
“这里就是当年红军挖的战壕，他们就是趴在这里打击敌军的。敌军当年在制高点留下的4个工事也还在。”李明良指着纪念碑后一个坑洞说。
为纪念小水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战士，1991年10月，通道侗族自治县委、县政府在战场遗址，修建了小水战斗纪念碑。
1992年，县政府相关负责人到北京拜访曾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的萧克将军。听说修建小水纪念碑，萧克激动地说：“小水吧，是通道的小水吧!”随即，他提笔写下“红军精神永存”6个大字。
为保护好小水战役纪念碑等红色遗迹，小水村把大坡界的山林划为村公益林，封山育林，严禁砍伐。今年，县里在大坡界小水战役纪念碑后，新修了红军烈士散葬墓和合葬墓。
“村里聘请了保洁员，每天到纪念碑周围打扫卫生。”李明良介绍，每到清明、“八一”建军节等节日，当地百姓及附近部队战士、中小学生等会前来吊唁，这里已成为红色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