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橘子洲青年毛泽东头像雕塑。(资料照片)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编者按

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是毛泽东党建思想产生的直接理论渊源，包括湘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毛泽东党建思想形成的深厚民族根基、“文化基因”。深入探究湘学优良传统对于毛泽东创建、发展党建思想的深刻影响，对于提振民族文化自信不无助益，也可以为我们当前开展的“两学一做”提供历史的镜鉴。最近，湖南省湘学研究院约请部分专家学者就此展开了深入探讨。湖南日报今天摘发他们的观点，以飨读者。

从屈原的“志洁行廉”

到毛泽东的“高尚纯粹”

夏远生

屈原廉洁高尚的人格美德，以及用心血情感谱就的爱国诗篇，滋养了两千年来的仁人志士。从屈原的“志洁行廉”，到毛泽东的“高尚纯粹”，为共产党员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奠定了深刻隽永的文化基因。

1 毛泽东崇敬屈原“无私无畏，勇敢高尚”，倡导共产党员树立“高尚纯粹”的人格精神

廉洁高尚，是屈原文化精神的体现。屈原的《卜居》、《招魂》中较早使用了“廉洁”一词。“廉政”、“美政”，是屈原的不懈追求。屈原倡导修身励志、廉洁清明，推行美政、忠贞爱国，修明法度、德政惠民，刚正不阿、敢于斗争，强调“忠诚事君”、“察夫民心”、“上下求索”、“名不虚作”、“闭心自慎”、“置以为像”、“举贤授能”、“秉德无私”的品格品行，对毛泽东党建思想中关于共产党人品德精神的建设和巩固，产生了深刻影响。

毛泽东说：“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毛泽东不仅继承了屈原伟大的爱国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风，而且高度评价屈原终生追求并为之献身的政治理想——国家统一富强，社会繁荣昌盛，政治清明廉正，并在新的革命时代，率领全党全国人民，在神州大地上践行不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强调“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

2 毛泽东高度评价屈原的民生观念和民主精神，张扬“哀民生之多艰”的人民为本精神

屈原在名作《离骚》中倾诉了对楚国命运和人民生活的关心，“哀民生之多艰”，叹奸佞之当道;主张“举贤而授能”，“循绳墨而不颇”;提出“皇天无私阿”，对天命论进行批判。为此毛泽东作出了“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等历史评价。这是毛泽东对屈原及《楚辞》人民性和人文精神的崇高彰扬。

毛泽东喜爱《楚辞》，不仅因为《楚辞》既质朴又有文采，更因为《楚辞》具有人民性，有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志向和情怀。屈原“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令毛泽东一直心仪，十分推崇，使屈原成为毛泽东挚爱不渝的诗人。屈原与毛泽东之间，魂魄相连，精神承传，源远流长。

忧国忧民，“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是中华民族优秀人物的杰出品质，更是湘楚文化、湖湘文化的内涵和精华。毛泽东评价说：“屈原艰苦地走过他的时代。他忧国忧民，力求挽救楚国的危亡。”把忠诚担当、忧国忧民的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是中华民族代有英杰奋斗创造的强大动力。

3 毛泽东诗赞“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倡扬疾恶如仇、彻底革命的斗争精神

《离骚》抨击黑暗，具有极强的战斗威力，是刺向邪恶势力的尖刀。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写下《七绝·屈原》，赞扬“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令人惋惜的是，当时的楚国统治者不能认识这把尖刀的意义和作用，反而听信谗言，放逐屈原，自取亡国，屈原投汨罗江而死。所以毛泽东感而叹之：“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毛泽东一直赞赏屈原“敢讲真话，敢于斗争”的精神。1957年，毛泽东对吴冷西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毛泽东列举屈原、司马迁为例说，“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放逐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到腐刑乃发愤著《史记》。”

4 毛泽东毕生践行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矢志开拓创新、创造中国道路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屈原这种矢志探索的开路精神，与毛泽东一生坚持不懈开创中国革命道路的创新精神，文化一脉，魂魄同工。

路漫漫而求索。屈原的名诗名句，可以视为毛泽东奋斗人生的真实写照，可以作为毛泽东求索创新精神的精辟概括。毛泽东设问和宣告：“我伟大祖国哪一天能由黑暗转入光明，我亲爱同胞哪一天能过人的生活，能按自己的愿望选择自己的政府，依靠我们的努力来决定。”

南岳之麓，湘江之畔，历史与文化源远流长。湖湘风流人物，生生不息的生命传奇，刚正清廉的个性特色，忧国忧民的人格精神，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鲜明特征，上下求索的奋斗追求，或显或隐地透露出屈原文化的历史痕迹。屈原这样真正站在湖湘文化源头的代表人物，所呈现的那种忧国忧民、志洁行廉、宠辱不惊、宁死不屈的精神，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增添了异彩光华。

可以说，从屈原到毛泽东，呈现出民族精神的生机活力和文化内涵。他们那种坚守理想的精神，独立不迁的人格，拳拳的爱国之情，修身齐家的廉洁追求，树立起中华民族精神的旗帜和丰碑，也是今天共产党人“两学一做”的历史镜鉴。

(作者系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研究员)

湘学“大本大源”致思传统

与毛泽东建党思想

彭大成

湘学传统最重要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探索宇宙、社会、人生“大本大源”的哲理思维兴趣。从两千多年前的屈原在湖湘大地进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哲学思考，到北宋周敦颐首创《太极图说》，开启宋明理学的源头;从南宋初胡宏、张栻书院讲学，“卒开湖湘之学统”，到明末清初的伟大思想家王船山创立空前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从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大思想家魏源创作哲学著作《默觚》，到中国近代改革“第一烈士”谭嗣同创立“仁学”，湖南历代知识分子在立志救国救民之始，总是力图首先从宏观总体上把握宇宙、社会、人生的根本规律，作为自己的最高信仰和治国平天下的指导原则。

诞生于湖湘大地的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深受湖湘文化这一优良传统的熏陶。早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就对“大本大源”的哲学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面对当时多灾多难的中国，毛泽东气势磅礴地提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经过上下求索、八方追寻，毛泽东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中华民族的“最好的武器”。

在1920年冬准备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湖南党组织时，毛泽东明确提出，建党的首要之举，就是“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指望，才知所趋赴。”他在与蔡和森进行的关于建党问题讨论的通信中进一步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并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结果适与有产阶级的唯理派相反，故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致坠入迷阵。”

自从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就从来没有动摇过。并且始终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把党的思想建设、理论建设摆在第一位，认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他为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建党目的与政治方向上，他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高度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他认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并明确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这就保证了我们党始终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革命理论的引领之下，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正是在毛泽东的这一建党思想的指引和哺育下，我们党的无数革命先烈，千万优秀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表现出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革命信仰，面对国内外的一切强大敌人、千难万险，他们都毫无畏惧、义无反顾地带领人民英勇奋斗，从而创造了惊天地而泣鬼神的人间奇迹，充分展示了毛泽东重视党的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强大威力。

此外，湘学优秀思想传统中，自古相传的“民胞物与”、“勤政爱民”的济世胸怀，“合群”奋斗的知识分子群体参政意识，“力行”、“践履”的实干精神，“贞介自持，不染污俗，以廉耻相尚，以清俭为高”的从政态度与生活作风，等等，都曾给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以深刻的影响，从而为后来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实事求是”：源于湘学，

光大于毛泽东思想

李佑新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为重要的命题。这一命题既蕴含着丰富的时代内容，也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关系，更确切地说，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鲜明地域性特征的湘学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实事求是”语出《汉书》，班固称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明清以来，这一治学方法逐渐演变为考据之学。考据学标举“实事求是”，以至于考据之学即“实事求是之学”。其中所谓的“实事”，主要是指书本，而且是古代的文本，从而越“古”越“是”，越“书本”越“是”，形成了一种埋头故纸、脱离现实实际的学风。可见，这种考据学的“实事求是”与后来毛泽东倡导的以“反对本本主义”为特征的“实事求是”是大相径庭的。

湘学作为一种地域性的传统文化，除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湖湘地域性知识分子群体的突出特点，即在讲究内圣修养的同时，特别强调外王经世，形成了崇尚经世致用的务实传统。这一传统远绍历史上的湖湘学派和船山之学，近接魏源、曾国藩、谭嗣同，中经杨昌济，下启青年毛泽东，其发展脉络宛然可寻。在这一传统影响下，与清代盛行的考据学面向书本的“实事求是”截然不同，湘学中的“实事求是”明显具有面向现实实际的特征。如早期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胡宏就提倡“以古人实学自律”，张栻强调“夫所贵乎儒学者，以真可以经世而济用也”。明清鼎革之际的王船山则“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倡导“君子之道，尽乎器而已矣。”魏源批评考据学家皓首穷经，“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曾国藩批评考据学家是“识字之牧猪奴”，他倡导一个“实”字：“今与诸君子约为务实之学”。

从这种经世务实态度出发，湘学传统中的“实事求是”就完全不同于考据学的“实事求是”。曾国藩解释道：“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曾氏的这一解释实际上具有将考据学面向书本的实事求是转化为面向现实的实事求是的意义，在同时代湖湘学者中影响深远。左宗棠就提出要“弃虚崇实”，把“实事求是”的务实思想作为自己军政实践的指导原则，设立“求是堂艺局”，明确提出要“求实效”和“实事求是”。郭嵩焘早年出使西欧，认识到“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谭嗣同“私淑船山”，提出“器体道用”论，倡导“学必征诸实事”。

当青年毛泽东求学湖南第一师范的时候，无论是学校的文化环境还是教师的思想倾向，都承继着源远流长的湘学经世务实传统。从学校的文化环境来看，与湖南第一师范隔江相望的岳麓书院，乃历史悠久的著名学府，千年弦歌不绝，湘学传统中的重要人物都曾求学于此。青年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期间，经常往来于岳麓书院。岳麓书院讲堂入口处就悬有“实事求是”的匾额，此“实事求是”显然不是考据学埋头故纸、皓首穷经的“实事求是”，它体现的是湘学中经世务实、注重现实实际的悠久传统与学风。这一传统和学风同时也体现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教养学生之要旨》中，其中明确规定：“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势，察社会之情状，实事求是”。除了学校的文化环境外，教师的思想对青年毛泽东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其中对毛泽东影响最大者当推杨昌济先生。杨昌济非常赞成曾国藩对“实事求是”的解释和考据学的批评，并补充和发挥道：“近世汉学家言，薄虚悟而尚实证，夫其尚实证是也。然但求实证于古而不求实证于今，但求实证于文字而不求实证于事物，又岂得谓实哉?”

学校的文化环境和教师的言行构成了注重现实实际、实事求是的文化氛围，深深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的文化性格。青年毛泽东认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并利用暑假和萧子升一起，游历湖南农村，调查研究，读社会这本无字之大书。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毛泽东经世务实、实事求是的文化性格显得愈益明显。一方面，他积极投身于改造社会的现实实践之中，另一方面，则批评过去思想界的空虚，强调“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青年毛泽东的这种文化性格逐渐发展为注重现实国情的研究。在出洋留学的热潮中，毛泽东一方面积极组织留学运动，另一方面自己却留在国内，其中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应该说，这一卓然独立的见解是毛泽东后来注重调查研究，阐释“实事求是”的重要思想基础。

(作者系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党的“三大作风”的湘学渊源

伍新林

任何新的学说都“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毛泽东党建思想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创造性发展，同时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合乎规律发展的时代产物。毛泽东党建思想中关于党的“三大作风”思想，就与生于斯，长于斯，学于斯的湘学思想传统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湘学经世致用传统是理论联系实际作风的重要思想渊源

千年湘学积淀蕴含着众多优良传统，尤以一贯倡导经世致用学风而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化。从屈原、贾谊开启湖湘经世致用之先河，到宋代湖湘学派形成，经世学风在“屈贾之乡”已蔚然成风。如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安国向以“强学习行，以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时艰”而著称;胡宏亦主张“体用合一”、“以仁致用”，以力行训导学生;张栻更强调“今人之不践履，直是未尝真知”，主张为学“以经世为要务”。明清之际, 湘学的继往开来者王夫之提出“言必征实, 义必切理”,“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其实”的“实学”思想和“知行相资以为用”的知行观，把湖湘经世学风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及至晚清，湖湘理学经世派、今文经学经世派等学派的形成，主张“以经术为治术”、强调“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的魏源，提出“义理、词章、经济、考据”,“此四者缺一不可”，并在长期的军政实践中身体力行经世思想的曾国藩，提出“学必征诸实事”、且为变法不惜流血的谭嗣同等湖湘经世人才的大量涌现，更使湖湘经世之风大盛于天下。湖湘经世致用传统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深刻影响，并成为他日后确立理论联系实际作风的重要思想源泉。

湘学民本思想传统是密切联系群众作风的重要思想渊源

民本思想是千年湘学又一绵长悠远之传统。战国时期著名诗人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情怀抒发，西汉时期著名政论家贾谊“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的理论阐释，彰显了湖湘文化鲜明的民本底色。湖湘学派主要代表胡宏、张栻分别提出“国之有民，犹人之有心腹也”“治道以恤民为本”、“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固国以得民为本”等一系列重民思想，使湖湘大地的民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发扬。明代王夫之作为湖湘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通过考究古今盛衰之理,提出“扶危定倾, 以得人心为本务”，并且在“重民心”“惜民力”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察民情”，提出“ 尽民之情曰察。地大民众而不得民之情, 民必不附。”可谓古代民本思想发展的重大进步。近代湘学进一步继承并发扬了湖湘民本传统。如魏源提出“独得之见, 必不如众议之参同也”,“古圣明帝王，取于臣也略，而取于民也详”;曾国藩为政治军恪守“仁民爱物”原则，将爱民“视为性命根本之事”;谭嗣同深刻阐述“民贵君轻”思想, 认为“国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总之以民为主，如何可以救民，即以如何为是。”毛泽东关于密切联系群众作风的形成和提出，首先无疑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结果，与此同时，包括湘学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也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1919年，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指出：国家坏到了极处，补救的根本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显然，在传统民本思想的影响下，青年毛泽东已经觉察到了人民群众所蕴藏的巨大力量。

湘学自省修身传统是自我批评作风的重要思想渊源

注重自省修身也是湘学优良思想传统之一。 从“握瑾怀瑜”的屈原主张“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到一代宋儒胡宏将自我反省作为道德修养的根本;从注重道德自我的王夫之强调“存养以尽性, 省察以治情”，到魏源认为只有通过“自省”方能不断完善自己;从曾国藩主张“切己体察”、“反求诸己”，坚持终身“日课”，无时不省，到杨昌济常告诫学生要常思己之过、使是非了然于心，湖湘士人一脉相承的自省修身思想可见一斑。青年毛泽东深受湘学自省修身思想的浸染。早在1915 年毛泽东致萧子升的信中就曾指出，“吾人立言, 当以身心之修养、学之研求为主”, 还说到自己“读曾公之书”，尝试通过“立日记”进行自省剖析，并写了一篇题为“自讼”的日记，反省自己“无静谵之容，有浮嚣之气”。可见传统湘学中自省修身的精神种子，已经在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中生根发芽。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又合理地将自省修身方法改造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并成功地将其确立为我们党的优良作风。

(作者系湖南省湘学研究院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