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思想道德建设

引领社会全面转型

——访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中南大学教授李建华

李建华 通讯员 摄

专家简介

李建华，哲学博士，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哲学)成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南大学教授，兼任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伦理学、政治哲学等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470多篇，出版著作《道德情感论》、《现代德治论》、《趋善避恶论》、《官员的道德》等40多部，获省部级以上科研教学奖励40多项。

湖南日报记者 奉清清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当代中国，正处在大改革、大发展、大提升的社会大转型历史关键期，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思想文化建设诸领域全面创新理念和方法，适应由单一经济社会转型向社会全面转型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就当代中国如何顺利完成社会的全面转型、让思想道德建设走出低谷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湖南省伦理学会会长李建华教授。

1 悄然而至的变化：由经济转型向社会的全面转型转变，要充分认识单一经济转型的历史意义，但对其所带来的诸多道德问题也不容忽视

湖南日报：毋庸讳言，就思想道德建设而言，我们似乎一直在被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单一转型”，结果是道德让位于经济，造成了道德状况的滑坡。从最近您所关注的学术问题来看，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中国传统道德的现代应用上。您是在为思想道德建设适应 “社会全面转型”寻找“良方”吗?您是怎样看待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转型给道德带来的影响?

李建华：我认为，社会转型有两种：一种是单一性社会转型，即由单一性社会因素转型而带动的社会转型;一种是社会各因素的整体全面转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由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这一轮社会转型中，我国迎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社会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革，给社会道德生活带来的影响是双重性的，其中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首先一点，很显然，改革开放政策实施的根本目的在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和低水平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社会生活的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经济增长成为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但当经济价值成为优先的甚至唯一价值衡量标准时，道德价值就面临着边缘化的尴尬，这就为整体社会的伦理失序和道德滑坡埋下了祸根。

其次，改革开放之后，由于个体利益得到广泛尊重，社会允许合理的差异，人们对于自身利益关注度的提高，自我意识、权利意识大幅提升，尊重并维护私人领域的呼声日渐强烈。但当经济生活成为最主要的生活方式，人们通过商品贸易满足生活需求、并在消费中展现个体价值时，社会责任、公益心、义务感、羞耻心等基本道德底线往往被突破。

第三，社会开放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社会流动又是社会开放的重要标志。所以，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快，熟人社会被陌生人社会所取代，公共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但国家权力相对收缩，政府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干预日渐减少，社会的道德动员力和整合力就相对减弱，人际间的道德约束机制基本虚化。

2 并非危言耸听：国民道德状况不尽如人意，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道德问题严重，社会强势群体的道德水准明显低于弱势群体

湖南日报：据我所知，您曾经就当代中国对传统美德践行状况做了一个大型社会调查，发现了我们平时没有注意到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当前存在的主要道德问题。能请您具体介绍一下吗?

李建华：从调查看，喜忧参半，不容乐观哪。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公民对目前中国传统道德践行情况评价基本良好，但有诸多问题不利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利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农民、学生及女性等弱势群体成为传统道德理念践行的榜样群体，而社会融合性较好的强势群体道德践行状况却令人担忧。具体而言，四个方面的问题应当予以高度重视：

一是“廉耻”之德相对匮乏。不知廉耻的行为是社会道德败坏的毒瘤。道德文化传统理念各维度践行评分中，耻(5.75分)与廉(4.85分)的得分没有及格，被认为是当前社会践行最差的两个理念，我们不得不为廉耻这道社会的伦理底线被冲破而担忧。

二是政治道德流失，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状况评分较低的政治领域令人担忧。中国传统的德治主要强调“敬德保民”、“恤民”、“爱民”、“政者，正也”“廉洁奉公”，而这些优秀的政治道德于现代官员践行状况评价较差。

三是经济道德问题较多。诚信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也是经济领域活动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调查发现，“诚”是民众对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需求中仅次于“廉”的一项，但在评价上是最差的，这反映了我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在经济领域的严重缺失。部分商人为追求经济利益，采取卑劣的手段欺骗消费者，假冒伪劣横行，地沟油、瘦肉精、彩色馒头等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四是社会地位与道德示范成反差。根据不同职业分类和性别的评分可以看出，农民和学生比其他职业群体对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践行情况的评分要高。也就是说，一些被公众认为的社会弱势群体正在成为我国传统道德文化践行的榜样。相反，社会强势群体对于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评分低，间接反映了这些群体道德理念践行状况差。

3 拐弯加速需要“制动器”：社会全面转型“速度慢、负载重、时间长”，需要以文化转型带动、“制动”

湖南日报：单一经济转型产生了这么多的道德问题，无疑值得深思。如您所指出的，目前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社会的全面转型期，这种全面转型较之于单一经济的转型，对道德建设要求必定更高。这种社会转型有什么特点?又以什么作为驱动力呢?

李建华：以市场经济为驱动的社会转型有一个重要特点，就像驾车“加速拐弯”，危险系数非常大。加之这种社会转型给社会其他领域所累积的问题短期内无法消解，导致当前社会全面转型期就必然负载重、速度慢、时间长，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如果还是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单一思维，不注重全面协调，这趟改革发展的列车就有翻车的危险。

要避免这种危险，就要有一个好的“制动”系统，这个系统就是文化。文化总是时代的“先行者”，也是社会运行的“润滑剂”，更是“制动器”。从人类历史进程来看，社会的转型通常首先表现为文化的转变。虽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催生社会转型的内因，但文化先行似乎是社会转型的常态。因为社会转型遇到的首要问题是价值冲突， 只有解决价值冲突，社会转型才有明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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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历史向度又指向未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社会转型的价值牵引

湖南日报：文化总是时代的“先行者”。但引领我们前行的，是去“西风东渐”里循模本?还是从博大精深中华文化中找依据?

李建华：我们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转型的基础和统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文化的内核，是我们在社会转型中整合道德资源、实现文化创新的基础，更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坚实理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凝练与概括，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融合的结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具有社会主义本质，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规律，指明了我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是我国社会转型的顶层设计。也正因如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现出鲜明的历史前瞻性，是我国社会转型的价值牵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有历史的向度，又指向未来，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成果，又吸收了西方文明的精华，形成于中华文明历史积淀之中。它所承载的科学性、历史性、民族性使之被人民群众所普遍接受。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过程不难发现，它植根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和当代先进文化之中，是中华民族认同共识的结果。这就决定了我国的社会全面转型必须、也只能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完成。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确保社会转型的结果符合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性、符合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道德期待。

5 变被动适应为主动引领：道德不能再扮演市场经济的“被动适应者”，而应当是经济社会的审察者和引领者

湖南日报：当前道德建设确实遇到了瓶颈。如何破解这一难题，需要有新理念、新思路和新办法，您认为当务之急，应该如何进行思路上的改变?

李建华：从大的思路而言，必须在理论上实现两个转变。 第一，尽快完成道德从被动适应社会需求到主动引导社会发展的转变。多年来，我们道德建设的基本思路是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在市场与道德之间，道德处于被动适应的地位。但是，当物质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道德的批判和导向功能就开始凸显出来。事实证明，完全适配于某一领域的道德总是受到严格的局限。我们当前社会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观念的滋生与盛行就是这种单一经济价值局限产生的后果。这就要求，我们要以更为宏大的社会视野重新诠释我们的道德生活，树立更具包容性、全面性、富有强烈前瞻性的价值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讲，道德是对于现实的超越，道德价值总是为人们的生活选择指明方向。

第二，尽快构筑适应社会诸领域的道德体系。在单一性社会转型模式中，道德话语也总是围绕着经济要素而构建。在改革开放之后以经济为驱动力量的社会转型中，我们的道德标准有意无意向市场经济倾斜，导致利己主义道德开始出现并蔓延，表现出对于高尚道德的拒斥，流俗文化的盛行和道德冷漠都与之相关。当我们从单一性的社会转型转换为多维度社会转型，道德体系的构建就不能只适应某一方面的诉求，而应该增加政治、社会、生态、法治等要素，并且找寻社会不同主体之间的价值最大公约数。这就需要建立能够满足不同社会领域需求的，与这些领域内在价值保持一致的道德体系。

6 道德无法解决道德的问题：各领域的协同、协调、协作，强化综合治理，强化公共性群体示范等是道德建设的新举措

湖南日报：这些年道德建设的效果确实不尽如人意，除了在思路上存在问题，也跟具体举措不力或无效有关。您认为在社会全面转型期应该有哪些新的举措?

李建华：其实办法和举措都是理性思考与实践检验相结合的结果。从理论层面上讲，我认为可以有如下主要措施：

一是建立社会道德协同共治机制。道德不能解决道德自身的问题，这是社会治理的特点。我们社会正从管理走向治理，意味着社会不同主体之间、不同领域之间的共同参与、协商共治将成为社会建设的常态。由此，构建协同共治的道德引导机制是在社会新常态下完成道德引领使命的前提。

二是要编织全面立体的道德引导与规制网络。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常承载着多重身份，一个人既是社会的公民，也可能是某一行业的从业者，还可能是某一社团的成员。人们依据不同身份参与社会生活时，都必须遵循相应的道德规范和伦理要求。因此，我们要根据社会身份的划分构筑与之对应的道德引导与规制体系，扫除道德规范的盲区。

三是要为社会道德交往提供制度保障。道德冷漠业已成为陌生人社会的一大征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规避道德行为很大程度上源自对行为后果的担忧。构建制度化的道德回馈机制，降低社会道德风险，形成稳定的道德交往机制，是打破人际隔阂、激励道德行为的根本举措。

第四，充分发挥具有公共影响力群体的道德示范作用。在公共社会公众人物往往拥有独特的公共资源，理应多承担道德义务，公职人员(如公务员、教师)、企业精英、文艺界明星等群体因为自己特殊的身份对于社会道德产生示范性效应。

7 官员要成为示范者： 官员不但是公共权力的拥有者，也是社会资源的分配者，必须承担更多的公共道德责任

湖南日报：说到道德示范，各级官员要着重强调一下。在《官员的道德》一书中，您提到了一个非常鲜明的观点：官德是社会的主体性道德，道德建设必须从官德抓起。在从严治党的今天加强官德建设有何紧迫性?

李建华：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抓好道德建设这个基础，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以实际行动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这就是从政党伦理建设的理论高度向全党提出的更高的道德要求，特别是党员干部要努力成为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新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基本上是道德规范，说明从严治党的关键是以德治党。

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权力构建与制约越来越需要道德的规范，特别是公共权力的持有者——领导干部的德性要求也越来越高。近年来官德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如何有效加强官德建设，防止官员腐败，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正成为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这就使得当代中国道德建设在双重意义上要求将官德建设摆在首位。其一，官员自身存在的道德问题，构成社会道德建设中的难点和重点。从主流上看，我们大多数的官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也有个别官员以权谋私、生活腐化，堕落成为腐败分子和犯罪分子。如果官员自身正了，自身的道德问题解决好了，就能理直气壮地去解决他人的问题。其二，官德问题所引发的消极影响，构成社会道德建设首先需要消除的影响。尽管有道德问题的官员是少数，但少数的官员却代表了党和政府公职人员的形象，容易产生极大的社会反响，在普通社会成员中造成一种连环性假象：由少数官员的道德问题推及到整个官员的道德问题，由官员道德问题推及整个社会道德问题。而要消除这种假象，就必须先使官员在道德上亮丽起来，从而消除引发上述连环性假象的源头。只有把领导干部道德建设作为道德建设的主体性工程，使领导干部真正成为践行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我们党的事业才会有希望，才会更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