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纯

小孩子的肚子是永远填不饱的，何况我们家并不是想吃什么就有什么的家庭。所以，对吕庄日常生活中的吃，仍有不少至今记忆深刻。

吕庄人的主食是高粱面。这种面在北方最便宜。高粱面粗难以成形，所以食用时一定要掺榆皮面。将榆树皮最外边的一层去掉，里边的一层剥下来晒干细磨，即成榆皮面，榆皮面甜丝丝的，而且能起到黏和的作用。家里条件好一点的有玉米面吃，更经饱一些。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乡亲们往往会往面里加野菜之类的食物，比较常见的是榆树叶子和榆钱。

北方的穷人一年到头吃不上炒菜，只有每餐饼子就着咸菜吃。有余钱时买上一二两小磨麻油装瓶子里，为了节省，食用的方式十分特别。先找来一枚铜钱，在铜钱中间插上一根竹棍，再将它们放进瓶子里，取出来后，铜钱上带上几滴油，这几滴油便是一顿咸菜所需。可别小看这几小滴油的妙处，对当时的吕庄人来说可算是人间美味。

我六岁那年，村里闹过一次蝗灾。每到黄昏时，蝗虫漫天飞舞，遮天蔽日，像一片乌云，呼啦啦飞到田地里，一个晚上就能吃光农作物的叶子。乡亲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着急。等到早上起了露水，蝗虫翅膀被打湿飞不动时，大家一人拿个袋子去田野里抓。顺着农作物的秆子向上，一抓就是一大把，抓满一袋，便在田边挖个坑埋掉，指望以人工的办法挽回一点收成。回去的时候往往还会带上一大袋，将铁锅烧热，蝗虫倒到里头，盖上盖子，听到锅里头噼里啪啦地响，不一会，蝗虫的翅膀就烧没了，肉也熟了，把头扯掉，可以当肉吃，口感还不错，我们免不了大快朵颐，于是大人们眼中的灾难，在我们孩子眼里意外地成了节日。

想是因为与父亲聚少离多的缘故，母亲只生育过三个孩子。老大是男孩，比我大四岁或五岁;我七岁的时候，母亲又生了小妹，可小妹不满一岁就夭折了。我清楚地记得小妹夭亡是在1936年，只因那是一个太过不祥的年份，小妹夭亡后不久，在北京当学徒的哥哥也因病死了，母亲抵受不住接踵而至的丧子之痛，身体垮掉，竟也跟着去了。她的病状很怪，身体逐渐地发红，那红蔓延到胸口时，整个人就不行了，躺在炕上一动不能动。母亲去世当天，亲戚们过来看望她，年少的我却还一个人待在院子里懵懂地玩耍。直到奶奶说母亲不行了，我才跟着进了房子，看着一群人围着母亲，想办法救治，可她已经喘不上来气，眼睛也睁不开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人们都极悲伤，没空搭理我，我便又一个人走到院子里。没多久，母亲就去世了。

那一年真是不祥，我家走了三个亲人，大伯和三叔家也未能幸免，大伯家走了二嫂子和侄儿，三叔家肚里怀着孩子的三婶也死了。

生老病死本是寻常事，但一年间突然面对如此多的亲人亡故，毕竟罕有。丧礼用的麻衣租了还，还了租，八岁的我一遍又一遍地穿麻衣，到后来都变得机械和麻木了，麻衣租回来，我一眼就找到了自己曾多次穿过的那件，主动穿上去土地庙报到。

母亲去世的时候，按照当地的习俗，要在堂屋里停灵几天，我一个人在堂屋里守灵，亲友来祭奠时，我要抽咽哭泣表示自己的哀伤，但我连象征性的干嚎都不会，我既不悲伤也不害怕，就只静静地跪在母亲遗体旁边。到了出殡时，按照习俗要摔瓦，老怪大爹拉着我走到大门口，反复交代，拿着瓦片一定要用力朝门口的大石头上摔，以求吉利。当时我身后跟着一群人，我一只手又打着幡，感觉十分紧张，结果瓦片没扔到石头上，也没碎，而是滚开了，老怪大爹见状，一个箭步上前，赶紧捡起来摔碎了。

痛苦和悲伤在后来的日子里慢慢从我的血液里沁出来，有时甚至汹涌而至。一天晚上，我突然在睡梦中哭喊妈妈，我喊得那么急切大声，甚至吵醒了隔好几间房的大伯娘，大伯娘大声斥责我：“你喊什么!你妈妈耧树叶去了!”

母亲在世时，每当半夜三更刮风，都会起来去耧风吹落的树叶，用于烧水做饭。吕家庄地处平原，柴火十分珍贵。记得有一天夜里刮大风，吹得树叶子沙沙地往下落，母亲听见声音，半夜就爬了起来，将我留在家里，独自一人摸黑去捡树叶作柴火。

在众多的孙辈当中，奶奶最疼爱我，特别是母亲去世后，父亲又长年在外，家中只剩下我们两人，祖孙俩相依为命。那时她已经80多岁了，身体不好，一到冬天就犯哮喘病，我小小年纪便成了当家的，担起了简单的家务活。我只会做最简单的食物，每顿都是将小米和绿豆混在一起放到锅里蒸熟，就着奶奶做好的腌萝卜丝吃。还经常要去地里捡庄稼秆子、铲地下长的枯草、耧树叶当柴火烧。

与同龄的孩子相比，我是太早和太多经历了生离死别，没有享受到多少家庭的温暖。然而，即使这种有缺憾的生活也并没有维持太久，我的少年时代更是经历着另外的不幸，因为日本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