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墓主棺出土的金饼

海昏侯墓主棺附近出土的龟形玉印

海昏侯墓出土木牍：妾待昧死再拜上书呈 大后陛下。

考古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将一块屏风取出。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出土最早的画有圣人孔子像的漆木屏风。

>>主编的话

“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4月12日，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迅速传播开来，文物保护正在迎来一个新时代。自去年底开始不断升温的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进程、从“两会”期间开始火爆的北京“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热度至今不减，引发大众热议。其中，对于海昏侯墓与马王堆的比较尤其众说纷纭。为此，我们特约专家进行权威解读。

郭伟民

江西南昌新建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是近年来汉代考古的重大事件，也吸引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专家学者纷纷发表意见和看法，炒出一道不同凡响的新闻大餐。

考古业内人士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当然有所不同。发掘对象的性质和发掘目的的确定，发掘过程所采取的理念、技术与方法，是考古人衡量学术水平高低的基本要素。发掘成果的重要与否，并不是看出土了什么金玉钟鼎，而是看其所反映的历史、科学和文化、艺术的价值，看其对研究古代历史的作用大小。新中国成立以来，汉代考古曾有过多次重要发现，如马王堆汉墓、满城汉墓、南越王墓等等，这些发现已经成为研究西汉历史的重要史料。

海昏侯墓与马王堆汉墓，谁更重要?

作为湖南考古界的一员，自海昏侯墓发掘开始，本人就一直予以关注。发掘之初，我曾作为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对其考古发掘计划进行审议;发掘工作开始后，也曾赴现场考察和学习。海昏侯墓发掘以来，随着工作的进展，特别是发掘到主椁室以后，大量随葬器物出土，墓主人身份认定，由于墓主人身份的特殊，人们对这座西汉大墓的关注程度已超过了过往历次考古发现，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自然，就有人将其与其他考古成果做比较，如此一来，马王堆汉墓就第一个躺枪。社会和媒体纷纷询问：海昏侯墓与马王堆汉墓，谁更重要?

如何比较马王堆与海昏侯?

如何比较马王堆与海昏侯呢?有报道说，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至少是马王堆汉墓的三倍，其价值已经超过马王堆;也有报道说，海昏侯墓的墓主人特殊的地位和墓葬的特殊形制，加上出土的大量随葬品，其价值要远超马王堆。当然，也有媒体引述不同的意见，认为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还不能说海昏侯墓的价值超过了马王堆，马王堆出土了完整的西汉女尸，出土了素纱禅衣、T形帛画、地形图、驻军图，还出土了《老子》等大量简帛文献，这些都是海昏侯墓不能比较的，海昏侯墓还没有发现像马王堆墓那样拿得出手的特色文物。

倒是海昏侯墓的发掘领队很理性地说了一句：“两个墓的所有者都是侯。但从制式上看，马王堆是按楚制埋葬，海昏侯墓是典型的汉制。从出土文物来说，海昏侯墓数量超过了马王堆，精美程度两者接近。”

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海昏侯墓的发掘者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自己的观点，是实事求是的。

为什么目前还不能比较这两座墓?

首先，目前还无法对海昏侯墓的价值做全面评估。马王堆汉墓自1972年发掘以来，一直在进行保护和整理，考古报告也是陆续出版，涉及到相关文献的重要文物——简牍及帛书也是最近才全部出版，对其研究也才刚刚开始。海昏侯墓的现场发掘刚刚结束，移至实验室的内棺还未全面清理，其他出土物的整理尚未展开，大量的简牍文献更未开始清理。目前能看到的，只是出土文物的一小部分，对该墓价值的认知，要等到整理完成并发表考古报告以后，才能做出较为全面准确的评估。

即使考古资料全部发表，对其价值大小的比较也未必能够取得一致的意见。理由如下：

第一，二者年代不同。马王堆汉墓的主人生活在西汉前期的惠帝—高后时代，马王堆二号墓的墓主人轪侯利仓的下葬年代为高后二年，即公元前186年。一号墓的下葬年代要晚于二号墓，可能在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以后数年。海昏侯刘贺的下葬年代为汉宣帝神爵三年，即公元前59年。整体而言，马王堆汉墓要比海昏侯墓早100多年。就像评价一个人物不能脱离其时代背景一样，不同年代的墓葬也是不宜比较的。

第二，二者身份不同。马王堆是一处列侯家族墓地，马王堆二号汉墓的主人轪侯是长沙王之丞相，一号墓为其夫人，三号为其儿子。海昏侯墓所在的墎墩也是一处列侯家族墓地，一号墓为刘贺，二号为夫人墓，其他几座墓的墓主为家族成员。海昏侯和轪侯的身份有很大的差别，轪侯为异性列侯，海昏侯刘贺却是汉武帝之孙，曾做过昌邑王和西汉皇帝，后被废为庶人，再被封为海昏侯，是个集帝、王、侯、平民多种身份于一身的人，其个人经历跌宕起伏，大喜大悲，与西汉皇室有着无法割裂的关系。这样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与一般的列侯有重大的差别。

第三，墓葬制度不同。所谓墓葬制度主要是指与葬仪有关的一系列制度，比如墓园和墓室的结构以及所用器具的类型。马王堆的墓园不清楚，海昏侯墓园则有完整的地面格局，其园门、门阙及相关建筑基址排水沟和道路等都比较清晰，相关祔葬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同时也对与墓园相关的城址及其他墓地进行了勘探，这些都是马王堆汉墓所没有或者不清楚的。从墓室结构来看，棺椁制度完全不同，马王堆汉墓采取了楚制，为一椁四棺;椁与棺之间有四个边厢，这样的做法与战国时期楚国完全一样。海昏侯墓采用的是汉制，即椁室由主椁室、过道、回廊形藏椁和甬道构成。椁室中央为主椁室;周围环绕以回廊形藏椁;主椁室与藏椁之间辟有过道;主椁室和墓道之间由甬道相连接。棺柩位于主椁室的东室东北部，使用内、外两重棺，与主椁室、过道、回廊形藏椁共同构成五重棺椁形式。

第四，墓内遗物保存情况不同。马王堆一号汉墓未经盗掘，墓室保存完好，尤其是墓主人尸体及各类有机物得以完整保存。海昏侯墓棺椁坍塌，尸骨无存，服饰及织品保存较少。不一样的保存情况决定了出土物性质、种类的不同，也决定了遗物的完好程度不同，这些不同的遗存具有不同的价值和功能，也无法加以比较。

因此，无论从马王堆看海昏侯墓或是从海昏侯墓看马王堆，既不能仰视，也不能斜睨，二者还无法比较。它们是不同维度的问题，在地理空间不同、时代不同、身份不同的诸多因素影响下，加以胡乱比较，几乎就是将张飞与岳飞做比较，只能是戏说而已。

马王堆和海昏侯汉墓具有怎样的价值与意义?

那么，湖南、江西出土的马王堆、海昏侯汉墓这样的重大考古发现，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价值与意义呢?这是考古工作者必须回答的问题。

我们认为，它们的真正价值就是墓葬背后所表征的历史，即从墓葬的埋葬制度及墓内随葬品的相关情况，折射出秦汉帝国及其以降，长江以南的辽阔地域，由帝国边陲到内陆、由夷越之众到华夏族群、由化外洪荒到中国序列的历史过程;它们见证了国家疆域的扩大、文化融合和南方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过程的形成和发展的阶段性巨变。这，无疑就是以马王堆和海昏侯墓为代表的南方考古发现最为突出的普遍价值——它们体现了中国大历史的构建和夷越民族华夏化的进程。

南方，在早期中国的构建中，是边陲之外的边陲。所谓上古以为要服，中古渐尔羁縻。正是古代政治王制所指“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的真实写照。众所周知，早期中国的历史趋势特征是以中原为中心，夏商周三代的中心在中原，中原之外为蛮夷戎狄。中原为王化之地、文明礼仪之邦，中原之外为野蛮之地，尚未教化。南方是南蛮所居，特别是长江以南的湖南、江西，是南方夷越之地，为中原王朝的要服所在，即便经过了楚国对江南的开发、即便经过秦国的统一和郡县的设置，湖南、江西逐渐编户齐民而进入国家序列，但在中原的视角里，遥远的南方仍然不被看好。

西汉富裕化进程的丰富蕴含

湖南、江西，战国时期归属楚国，为南楚之地。秦时湖南设置了洞庭郡和苍梧郡，江西则在九江郡管辖下。秦末战乱之际，番阳令吴芮在江西起兵，后来封为长沙王。吴芮的出身，史书没有交代，或许该人就是南方夷越之豪族。西汉立国之初，在湖南设长沙国、武陵郡，后又设桂阳郡、零陵郡;在江西设豫章郡。《汉书·高帝纪》说“高帝五年诏曰，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吴芮为长沙王。”长沙国是否管辖了这些郡，目前还不太清楚。但是，长沙、豫章的关系比较紧密却是不争的事实。

司马迁说“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这是一个非常贬义的说辞。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以中原中心的眼光看南方，自然不入法眼。另一方面则确因南方当时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还有待开发。所谓“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这样的地方，山河切割成各自的单元，地形地貌不同于中原，加上南方炎热潮湿的环境，动植物生长繁殖较快，生态多样性特点明显，食物资源的获取也比较容易。在一个炎热、多植物、多河流、湿气重的地区，病菌的繁殖也是较快，因此普遍认为南方乃瘴疠之地。《史记·南越列传》载高后征伐南越，“遣将军隆虑侯灶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岁馀，高后崩，即罢兵。”文帝时，贾谊为长沙王太傅，担心“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汉书·严助传》也说“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蠢生，疾疠多作。”总之，西汉时期的南楚依然是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这虽然是中原人的视角，但是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长沙、豫章确实是比较落后的地区，这也反映了西汉前期的真实情况。

马王堆墓主人就生活在这样的年代，长沙还比较落后，长沙国还有待发展，经济自然不太富裕，即使是长沙王或王府贵族，也不一定很富裕。具体情况可以从考古中得到反映，从长沙一带西汉前期的考古发现来看，这个时期墓葬的随葬品并不丰富，青铜器、玉器及金器的随葬也较少见。大型墓如西汉前期渔阳墓出土的主要是漆器和陶器，金器仅有扣饰。但是，西汉中晚期就不一样了，风篷岭一号汉墓出土金饼19枚，每枚重250.5克，青铜器也有二十余件。西汉晚期张端君墓出土了铜器101件，漆木器数十件。虽然这些墓葬均遭盗掘，出土物不足以反映墓葬的真实情况，但至少让我们了解到西汉中晚期已经较前期富裕很多。长沙地区西汉中小型墓葬情况也可以佐证这一变化过程，如西汉前期中小型墓葬规格小，随葬品不丰富，多为陶器;晚期墓圹加大许多，小型墓减少，陶器中出现仓、井、灶等表现财富的器物，普遍随葬铜镜，且这些变化基本与中原一致。这些现象不仅反映出西汉晚期要比西汉前期富裕，也反映出长沙地区社会制度的演变已经大体与中原同步。

西汉帝国经营南疆的过程，实际上还包含了对岭南的开拓。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五路大军越过南岭，征服南越国。在这个过程中，五路大军中的四路是以长沙、豫章为基地的。由此，经过西汉前期的奠基，中期开发，到了西汉晚期，南楚之地不仅完全纳入国家序列，其经济地位也获得了快速提高。

南楚经济的发展也加快了人口的增值，《汉书·地理志》载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各州郡的人口，其中武陵郡185758人，零陵郡139378人，桂阳郡156488人，长沙国235825人，豫章郡351965人。在这些人口统计中，也可以大致了解到，当地蛮夷大姓和土著族群进一步融合到了中原华夏族群中。

南方族群、南方地区华夏化和中国化进程中极重要和关键的一环

列举上述数据和相关证据，是为了说明：西汉帝国对于南楚的开发和利用使这一地区在政治上归入大统，经济上获得持续发展，曾经的荒蛮之地成为国家人口与物资的重要地区。西汉前期马王堆汉墓贵重物品如金器、玉器和青铜器缺乏，而西汉晚期海昏侯墓出土大量金器和青铜、玉器，或许也正是这一历史背景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马王堆和海昏侯墓的重大价值体现了它们所表征的历史和历史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正是南方族群和南方地区华夏化和中国化进程中极为重要和关键的一环。

(作者系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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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

为何会如此引人关注?

去年底以来公众像“追剧”一样强烈关注的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以及未展先火、一票难求的“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之前整整5年的艰辛考古发掘，以及瞬间火爆的文化传播，发人深思：这些年重要的考古发现及文物展览并不少见，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为何会如此引人关注?在文物的保护和利用方面是否具有启示性的意义?

引起广泛关注，原因是多重的。首先，作为迄今发掘的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有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海昏侯墓园本身及可观的出土文物对研究、了解西汉政治、经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墓主第一代海昏侯刘贺跌宕的身份变更与历史文献记载的语焉不详，自然容易激起学界与公众的探求兴趣。此外，在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媒体密集的跟踪报道、关键节点的现场直播也起到加温提热的作用。但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文博界工作方式的转变——以发掘与展示同步，“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及时回应社会和公众的关注。

要想“讲好中国故事”，“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除了考古工作者背后的不懈努力，还需要博物馆通过其展览功能和公教功能，发挥润物无声的传播优势，让公众从心灵深处对历史与文化产生敬畏感，从完整的文化环境与体系中洞察到创造的灵光，从而深入思考文物所包含的人文精神如何能够“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拥有激活传统文化精神、激活历史文物资源生命力的可能。

(摘自2016年4月17日《人民日报》 任艺萍《海昏侯墓，一个新的开始》)

链接

海昏侯墓主汉废帝刘贺

在位27天得罪霍光被废

刘贺为汉武帝之孙，在世33年间曾经历王、皇、侯三种身份的转变。汉武帝的儿子汉昭帝去世后，辅政的大将军霍光立昌邑王刘贺为帝。史书记载，刘贺即位后，短短27天内干出了1127件荒唐事!至于他是否做出了那么多件坏事，如何评定是好是坏，无法从由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中得以考证，不过他更换禁军统领、提拔昌邑旧部、更换兵符，直接威胁了霍光的利益，成为他被废的导火索。霍光联合群臣奏请皇太后下旨，废除了刘贺的帝位，送他回封国继续当他的昌邑王，并慷慨地将“故王家财皆予贺”，所以刘贺虽被废，吃穿用是不愁的。汉宣帝即位，在霍光去世后铲除了执掌大权的霍氏家族，下令将废帝昌邑王刘贺贬为“海昏侯”，封地迁徙至江西南昌附近。为了安抚他，汉宣帝将他的食邑升为4000户，后被人告发，被削成了只有1000户的小侯。他变得越来越颓废萎靡，更疾病缠身，抑郁而终，结束了33岁的人生。

为何叫海昏侯?

汉朝时湖泊叫海，现在还有不少湖还叫海，如中南海、北海、洱海。太阳落山天色昏暗，如黄昏，太阳在西边落山，所以海为湖，昏为西;海昏为湖西，即鄱阳湖的西边。海昏国建立在鄱阳湖的西边，所以叫海昏。

海昏侯墓

海昏侯墓位于南昌新建区的一座小山上，占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它留下多少考古第一：目前已出土金器、青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纺织品和竹简、木牍等各类珍贵文物，文物总数已经超过1万件;发现长江以南地区首次发现的大型车马陪葬坑、首次发现偶乐车;主墓的北藏閣出土了10余吨、约200万枚五铢钱，按汉制换算约相当于50公斤黄金，反映了西汉王朝的“赙赠”制度，首次以考古的方式将“千文一贯”币制前推了1000年;发现我国最早的孔子像屏风组件;其主墓、墓园及周边侯国都城遗址的完整性在国内独一无二，首次揭示了汉代列侯墓园和丧葬制度，具有标本价值。在清理内棺时已发现刘贺遗骸头部存有大部分牙齿，对这些牙齿进行DNA检测，或能揭开刘贺死亡之谜，可能能了解刘贺生前对食物的喜好。